办企业400万，这位“84派”仅6万，却说：能成吗？能！不成不罢休

经营之圣稻盛和夫的一句话，给了创业初期敬业集团董事长李赶坡的诸多“惊人之举”，以最好的注解：“在我看来，只要肯努力，哪怕身无分文，照样能成功。”
稻盛和夫曾经写道：不少企业家仅仅因为流失了一两名员工，或由于资金周转困难，事业发展不顺，便开始嗟叹“不行”。对于这种态度，我不敢苟同。有的人还说：“汽车也被高利贷公司收走了，剩下的只有债务和几名员工，我只有放弃。”但在我看来，没有汽车，好歹还有自行车，哪怕连买自行车的钱都没了，城市里有的是别人扔掉不要的自行车，随便捡一辆，骑着它去跑业务也行。
归根结底，抱怨“事与愿违”者，往往是自己主动设置障碍的人。给自己设置障碍、限制自己能力发挥的做法，当然会导致事业失败。而没有任何抱怨的李赶坡，正是没有自行车也要找自行车的那类人。
文：中外管理辛国奇
来源：摘编自中外管理出品《从0到世界500强——敬业集团长大启示录》（独家解密，全书28万字）
2021年8月，《财富》杂志发布了2021年世界500强榜单，中国大陆共有135家公司上榜—在这个以金融、能源、建筑、互联网巨头等行业为主的中国企业名单中，人们惊诧地发现，一家以“敬业”命名的集团首次上榜，并以2020年2244亿元的营业收入，位列世界500强第375位。
不少人看着新闻好奇地问，敬业集团是做什么的，在哪里？
此时，总部位于太行山东侧、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的敬业集团，同往常一样淡定低调，没有任何特别的庆祝活动。“这是所有敬业人辛苦付出的结果！进入世界500强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敬业集团董事长李赶坡，在得知这一喜讯之后对笔者说。
或许，就像李赶坡的名字一样，他和他的敬业集团，一直在克服各种阻力，赶着路，上着坡！不过，此时还是可以觉察到这位与共和国同龄的企业家内心的喜悦和振奋。看着窗外规模宏大的钢铁园区，李赶坡陷入了沉思，过去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像过电影般从他脑海中闪过。

萌生创业初心

2021年的《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全球共有14家钢企入选，其中，国外钢铁企业有5家，分别是安赛乐米塔尔、韩国浦项、日本制铁、蒂森克虏伯、日本钢铁工程控股。
中国钢铁企业共有9家上榜，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毫无悬念继续保持世界第一大钢企位置，另外8家分别是河钢集团、青山控股集团、江苏沙钢集团、敬业集团、山钢集团、鞍钢集团、首钢集团、建龙集团。
敬业集团作为民营钢企巨头，首次上榜就位列第375位，表现最为亮眼。这样的成就，40余年前刚刚从河北正定师范学校毕业，随后成为一名中学政治老师的李赶坡，肯定是没有想到的。
虽然作为政治老师的教书生涯很短暂，但这一套思维模式深深影响了李赶坡，并深深影响了后来敬业集团的管理模式，以至于李赶坡在30多年后向笔者笑言：“我就是管思想，就是一名‘政委’。”
1975年，26岁的李赶坡离开教育系统，被任命为平山县南甸公社党委副书记，仅仅一年后又被任命为党委书记。
李赶坡的领导力，在和村民们“摸爬滚打”中得到了充分的锻炼和展示。1983年，在公社深耕了7年的李赶坡因表现优秀而被任命为南甸工委书记。当时南甸工委负责下辖的6个公社：南甸、王坡、东庄、两河、三汲、中石殿。李赶坡的工作对象由原来的农村支部书记变为各公社党委书记，因此要经常在6个公社之间来回穿梭。身上的担子更加繁重，在描述当时的工作时，李赶坡用的是“每天都很开心”，但也“非常辛苦”。可见，他喜欢这项工作，也乐于投入其中。
在南甸工作了11年后，有一件事触动了李赶坡。1985年的某天，一位村民来到公社，希望公社能给他一些粮食，但公社也捉襟见肘、手无余粮。这位村民来找李赶坡时，他正好在吃午饭，于是就给这位村民买了两个窝窝头，结果这位村民感激不尽，在村里村外说感谢公社领导的话。李赶坡心头一紧，他觉得农民的需求真的是太低了，而他在南甸辛苦劳累了11年，群众的生活却没有提高多少。这件事让心系百姓的李赶坡既感心酸，又促使他觉得需要做些什么来改变现状。
李赶坡曾在多个场合谈及自己创业的初心，有政府牵头组织给干部听的，也有商学院组织给企业家听的，他基本都是如此描述：“背负着群众的重托跋涉了11年，却没有致富当地群众。每年春季都有农民家中断粮，找我要粮吃。种地的竟然没有粮食吃，我这干部当了个啥？回想起来，实在感觉对不起信任我的父老乡亲。既然没有做到为官一任、致富一方，那我就要另谋他策致富当地群众。这是我决心下海的最大动力。”
彼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已在农村开花结果，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由沿海地区吹至内陆腹地。整个社会也开始发生变化，农村土地承包合法化，农民逐步有了粮食吃。在农村，上级也提出大搞商品经济，要干部带头致富，党员带头致富。但平山县位于河北西侧偏僻的山区，人们的思想相对还很保守，“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思想依然占据上风。
李赶坡现在还记得，1985年，中央指派国家农委研究室副主任李千峰来南甸工委调研，他首先肯定了南甸工委土地承包的做法，同时提出要去最穷的村子看看。当时没有交通工具，李赶坡只好找来一辆拖拉机拉上他们二人。在去往村子的颠簸土路上，不顾外面飞扬的尘土，李赶坡向李千峰请教起问题：改革开放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敬业集团董事长李赶坡

李千峰做过《人民日报》记者部主任，他只用一句话便形象地回答了问题：“今后中国的改革要改到北京火车站摆出私人摊位来，恢复到建国初期1953年时的样子。”同时，又补了一句：“目前的改革开放力度还远远不够。”
“我听了非常震惊，当时的商业只有国营和集体两种，没有私营，北京火车站又是中国的交通中心，这个改革力度确实很大！但因为平山县身处内陆，信息闭塞，所以会觉得这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李赶坡回忆说，“没过多久，果然中央传达了精神，允许个人经商。当时提倡摸着石头过河，边开放边解放思想。我觉得下海潮将会到来。”
李千峰的“预言”，果然很快就实现了。“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这一怪现象也开始在春潮涌动的中国出现。
进一步的改革开放，让人们的视野变得开阔起来，有些敢于冒险的农民不甘心在土地里刨食，先人一步出去闯市场，李赶坡显然感受到了这一剧烈的社会变化。开放政策进一步扩大，令想干一番事业的李赶坡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彼时的李赶坡还没有走出体制闯出一片天地的想法，不过，似乎有一种力量正在积蓄。
国家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同时倡议党员干部带头致富，加大了开放的宽度和力度，鼓励村干部带头发展工业、商业、手工业等。一些起步早、搞得好的村被叫做商品村，相应的支部书记也被称为“商品书记”。
为了响应国家号召，开阔众多村民的视野，让信息不再闭塞，有心的李赶坡那时就十分擅长“情报”收集工作，他收集了各村发家致富的典型，比如将养兔、养鸡、种烟草、编草帘等致富故事编印成书，发放到各个生产队。
李赶坡还给这个小册子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名人传》。因为都是身边人、身边事，“名人传”就像一块石头掷向一片平静的湖面，在闭塞的南甸乡村掀起了不小的波澜。“他能发家致富，我为什么不可以？”“别人吃肉，我还不能喝汤？”不少村民内心从这些反问句开始，逐步“躁动”，继而转化为行动。
后来，南甸区域竟然出了几个经济发展的“带头人”。“南甸公社的解明芳带头办起农机配件连锁店，后又创办了地毯厂、保温瓶厂，成立了四强公司；王陈庄公社刘海涛承包平山锁厂……”到现在，李赶坡对这几位“名人”还印象深刻。
过了几年，平山县全县公认南甸区域经济发展特别快，还说南甸人胆子大，会做生意—显然，这都离不开“名人传”的作用。
不过，“名人传”的“出品人”，胆子最大、名气也最大的南甸人，后来因辞职下海而轰动石家庄行署的李赶坡，这时也有了躬身入局的初心。
1984年，河北省赞皇县有一位被称为“商品书记”的院头镇院头村支部书记米秋喜，他利用当地盛产果品的优势带领农民办起了罐头厂的故事，在河北省口耳相传。
当时农村经济改革刚刚起步，一时间，到院头镇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有本省各地区的乡镇干部和农民，也有慕名而来的外地人，有地县两级的基层领导，也有省里来的头头脑脑，院头镇这个小镇也变成了万众瞩目的中心。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李赶坡

听到这个消息的李赶坡很是诧异，自己在基层辛苦工作了11年，却没能实现富裕一方百姓的夙愿，这个米秋喜的路子，是不是也可以尝试走一走呢？
不妨去看一看。李赶坡是一个想干就干的人，他随即带着张永海等人去赞皇县考察。一番周折后，李赶坡等人看到米秋喜的罐头厂干净整洁，农民们都成了工厂工人，有条不紊地在进行生产，当时的罐头还属于稀缺产品，所以不愁销路。
返程路上，李赶坡和大家商量，平山县和赞皇县同属太行山区，水土环境、自然条件都差不多，种植了很多适合做罐头的水果，为什么他们能做，咱们不能做呢？同时，李赶坡还做了如下分析：平山县除了水果，还有鸡、牛等原料；罐头厂投资少，技术难度也不大。
于是，办水果罐头加工厂致富一方的念头便在李赶坡心中萌然而生。
李赶坡萌生创业初心的1984年，在中国商业史上是一个神奇的年份，被称为“中国公司元年”。
就在这一年，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企业家纷纷创业：张瑞敏离开青岛市家用电器工业公司副经理的职位，转任青岛电冰箱总厂厂长，向国际一流看齐的海尔正在他的心中酝酿；隶属深圳特区发展总公司的国营企业—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宣布成立，王石出任经理；华南理工大学毕业的李东生在一个简陋的农机仓库创建了自己的工厂，谋划生产录音磁带的生意，这便是日后赫赫有名的TCL……
承包制和双轨制的出现，是这批创业者勇敢做出抉择的社会大背景。众多后来成为知名企业家的创业者，当时并没有多大的目标，而仅仅是和命运抗争，冲破“靠天吃饭”的羁绊，带着家人、亲戚改善生计。而准备砸破“铁饭碗”的李赶坡却有些不一样，他所萌生的创业念头，似乎还有一种无形的使命感在里面。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不过，一切并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
当时，平山县有八个分区，年仅35岁的李赶坡，是八个工委书记中最年轻的。按理来说，有着年龄优势的李赶坡，在仕途上应该前途无量。
所以，当李赶坡要下海的消息传开时，整个平山县的干部一片哗然：最年轻的工委书记竟然要下海，这不是不知天高地厚吗？平山县时任县委副书记和人大主任在听到李赶坡下海的消息后震怒不已，他们认为李赶坡在行政上是棵好苗子，下了海就葬送了他的前途。一些关系要好的同事听说后，也纷纷找到李赶坡家里进行劝阻。
“那时真是风云骤起，我几十年塑造的干部形象一下子全变了，人们心中的模范国家干部瞬间成了彻头彻尾的拜金主义者，说我共产党员不革命了。”李赶坡回忆说，“当初没有一个人同意我下海的，只有我爱人对我很理解，说‘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经商失败了大不了还回村里种地’。”
有了贤内助的支持，李赶坡顿觉有了坚强的后盾和躲避风浪的港湾。所以即便面对各种质疑和议论，李赶坡下海创业的决心依然强烈：“我有但丁的名言作法则：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人各有志，有人冒雨去赶考，有人辞官归故里。我属于后者，决心在企业界干出一番事业来！”

李赶坡的停薪留职申请、停薪留职合同

可以想象，阻力依然很大。1985年7月底，当深思熟虑后的李赶坡将停薪留职的申请递到时任平山县委书记巩林亭面前时，巩林亭坚决不同意，并且厉声说道：“有党组织开除干部的，哪有干部炒县委书记鱿鱼的？”
李赶坡预料到批准这一关最难过，但他没想到巩书记会如此大发雷霆。但其实巩林亭也万万没想到，别人削尖脑袋都想争的工委书记职务，李赶坡竟然扔掉不要而去做生意。
两人情绪都有些激动，巩林亭执意不签字，让李赶坡再好好想想。
“当时我胆子也很大，不到黄河不死心。巩书记是好意，认为我在仕途上还是很有前途的，苦口婆心做了大量工作，但我执意下海，觉得必须做通巩书记的工作。”李赶坡回忆说，为了达到停薪留职的目的，他曾连续三个晚上去找巩林亭，每次都争辩到将近深夜12点，力图说服领导，但巩林亭却执意让他服从组织。双方各执其词，互不相让，气的领导拍了桌子。
其中的一段辩论，李赶坡至今记忆犹新。“我当时说，旁边孟家庄公社的党委书记承包了一千亩荒山，县委给他敲锣打鼓戴大红花，还让他带薪去干，并发文件把他树立成典型。一个公社书记承包荒山你们大加表扬，而我要建一个年产值400万元的罐头厂，停薪也不批，究竟以后是我的效益好，还是他的效益好？”领导回应：“不能单看经济效益，承包荒山搞绿化，能改善自然环境，有社会效益。”
“社会效益是通过经济效益来体现的，没有单纯的脱离经济效益的社会效益。财政部长的财政报告向来只谈经济效益，不谈社会效益。”李赶坡愣头愣脑的几句话把领导噎住了，最后领导只好好言相劝：“平山县只八个工委，你一个工委书记不干了，恐于大局不利。”
最终，双方还是不欢而散。年轻气盛的李赶坡一不做二不休，给平山县委写了一份言辞激烈的“上疏”，提出了三条县委最忌讳的错误，如不下基层、官僚主义严重等。最后结束语是：“冒昧上疏，等候不测，批，我就停薪留职；不批，我就辞职。二选其一，我在家候音。”
“我把这份报告给县委常委每人送了一份，大有诸葛亮《出师表》的慷慨言词。现在想想，当时真是少不更事，不知天高地厚，领导其实也是关心自己。”李赶坡笑着说，“遇见我这样一个不知天高地厚、桀骜不驯的下级，领导也很头疼。”
事情的结果是，一个月后，平山县委终于同意报地委组织部审批，准许李赶坡停薪留职三年，双方还签订了“停薪留职合同”—这在1985年的中国，还不多见。李赶坡兴奋不已，开心极了，甚至忘了自己下海后国家不再发工资、医疗费自理这件事。

艰辛筹办罐头厂

就这样，从未在商海中扑腾过的李赶坡，第一次下了海，他和合伙人张永海、周喜明商议，把罐头厂厂址就定在自己的家乡西李坡村。几位合伙人都很有闯劲，想着大干一番事业“会当水击三千里”，但没想到，刚一开始就“呛水”了：启动资金捉襟见肘。
当时，李赶坡一个月只有53元的工资，也没有什么积蓄，只好东拼西凑，同时他不顾妻子反对，把家里的一座房子、自行车、缝纫机统统卖掉，就这样凑出了几千元钱。加上几位合伙人的努力，一共凑了两万元。但他们推算了一下，建罐头厂需要置办设备、租场地、购原料，仅仅这点资金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必须精打细算，每分钱都得花在刀刃上。
罐头厂到底怎么建，需要什么设备，李赶坡等人心里一点数也没有，于是他们想找一家罐头厂去实地考察。当时市面上常见山东烟台罐头厂的罐头，于是李赶坡就奔赴烟台，哪料烟台罐头厂的领导让他去烟台市轻工业局开介绍信，否则不允许参观。背井离乡，又没一个熟人，当然开不来介绍信，李赶坡第一次出门考察无功而返。
第二次就不能轻举妄动了。李赶坡到河北省经贸委找到一位朋友，给保定罐头厂的厂长写了封信。见面后，对方厂长听说李赶坡个人要办罐头厂，便问他：“你有多少钱？”“十万左右。”怕对方小看，李赶坡使劲往多了说。厂长扑哧一笑，摇了摇头，摆了摆手，说：“十万就想办个罐头厂，绝不可能！”
李赶坡说想找个退休的技术人员咨询一下，厂长让他去人事科随便找—善用退休技术人员，后来成为李赶坡挖人才的妙招，并且屡试不爽。
保定罐头厂的厂长觉得李赶坡不可能建起罐头厂，也就闹着玩玩，所以非常慷慨大方，还带着他在厂区里参观了一圈。
企业家就是把别人眼里“不可能”的事情干成，在李赶坡的人生观里，“不可能”才是“一切皆有可能。”事实上，所谓不可能，只是现在的自己不可能，对将来的自己而言那是“可能”的，应该用这种“将来时行时”来思考。相信，并且用未来的力量解决现在的问题，正是李赶坡的一个做事方法论。
李赶坡在保定罐头厂人事科查到一位技术能力很强的张姓师傅，退休后住在河北清苑县。几经辗转，找到人说明情况后，张师傅单刀直入地问李赶坡：“你有多少钱？”这次李赶坡必须实话实说：“只有两万。”没想到张师傅的一句话就像一针强心剂，坚定了李赶坡的信心，他说：“没问题，够了。保定罐头厂刚开始公私合营时也没多少钱，这不也办成了。”
事后看来，保定罐头厂的厂长是惯有的“国企思维”，另外很有可能是别处调来的“外行”，但张师傅则是随着企业一路打拼的元老，所处的位置不同，阅历不同，看问题的角度自然也不同。如果在两次考察“碰壁”后，便心灰意冷，就不会有后面的敬业集团了—不过，颇具胆识的李赶坡面对困难的自然反应，一直是，解决它！
原始的“市场调研”结束后，便是采买设备。制作罐头虽然工艺不难，但有两件“设备”必不可少—一个是煮食品的不锈钢大锅，一个是密封罐头的封口机。但李赶坡一打听，一个不锈钢大锅就要4500元，还得去江西九江进货，而封口机也不便宜，远超仅有的启动资金。无奈之下，李赶坡只好去寻找替代品，就先拿相对便宜的大铝锅凑合着用。但在当时物资匮乏的年代，李赶坡几乎找遍了石家庄所有市场，发现根本没有大小、形状合适的铝锅。
石家庄没有，北京总有吧。李赶坡坐上了去北京的绿皮车，径直来到了王府井大街东风市场。几经打探后，李赶坡发现了一个直径1.6米、深0.6米的大铝盆，只花了200多元就顺利拿下。但怎么将这个大铝盆运回石家庄，又成了大问题。
这个大铝盆立起来，快和李赶坡一样高，深度则有六七十厘米，体积十分庞大。李赶坡只能伸展双臂抱着慢慢往前移动，出了商场，走到了车水马龙的王府井大街上，横抱着铝盆的李赶坡，视线被遮得严严实实。反过身走，看不见路，扭着头更难受。雇个三轮车？李赶坡实在舍不得花那个钱。想买个麻绳，一条就要1元钱，他不得不也断了这个念头。正在为难时，李赶坡看到旁边建筑工地有些废弃的包装绳，就过去捡了几根，把铝盆横横竖竖、结结实实地捆了起来，然后提住绳结，这才一步一步艰难地挪出了王府井大街。
一打听，从王府井坐公交到北京火车站要花5分钱，李赶坡还是舍不得花，他干脆把大铝锅放到后背，背着走到了北京火车站。
笔者通过百度地图测算，王府井大街到北京站的步行距离，至少为2.5公里。2017年，有一部名为《冈仁波齐》的电影，讲述了西藏腹地古村普拉村的10个普通藏族人和一个孕妇一起，从家出发前去2500公里以外的冈仁波齐朝圣的故事，这部电影当时在整个企业家界产生深深共鸣，“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更成为众多创业人士自我激励的箴言。
背着大铝盆艰难行走的李赶坡，像极了朝圣路上的藏族村民，他还不知道此行的终点是什么，只是一步一步地想尽办法往前走。
好不容易到了北京火车站，谁知还有更麻烦的事。上火车时，站在车厢门口的列车员看到李赶坡手中比门还宽的大铝盆，立马拉长了脸：“同志，你这个不能上车，得去办理托运！”“我这个盆一共也没几斤几两，肯定不会超重的。”李赶坡据理力争地说。“体积超了也不行！”列车员的态度很强硬，把李赶坡挡在车门外。李赶坡心里琢磨：绝对不能托运，因为托运需要买一个大木箱包装，再加上托运费，又得花不少钱。

眼看火车快开了，李赶坡忽然灵机一动：这铝盆正面看体积大，把侧面对着列车员，或许就看不出来了。于是，他换了个角度提着铝盆，担心之前那位列车员还是不让进，他便换了另一个车厢上车。这次，列车员果然忽略了铝盆的体积，李赶坡总算“蒙混过关”把大铝盆带上了火车。
李赶坡还是不太放心，万一列车员又发现大铝盆占地方，再让给行李补票怎么办？想来想去，李赶坡把铝盆放到了两个车厢中间一块空地上，自己则“躲”到了车厢其他位置，远远地看着大铝盆。
“人虽然远远坐着，眼睛可死死盯着铝盆。既担心列车员发现了让补票，又担心列车员会不会把盆子扔出去。后来我发现火车上的窗户比较小，盆子扔不出去，这才有些放心了。那时舍不得花钱也没有钱，真是有钱男子汉、没钱汉子难。”李赶坡感慨万千地说。
就这样一路提心吊胆，直到把大铝盆平安运到了石家庄，李赶坡悬着的心才算落了地。
总有些事，是不能简单用效率，而是要用精神去衡量的—尤其在什么都缺的创业阶段。在创业阶段，精神与信念，往往是达成目标的关键。很多时候，创业精神不是也不需要理所当然的口号，而是匪夷所思的行动。
在有的人眼里，巨大的铝盆似乎就是一座大山，而李赶坡就是要“移山”。这段故事，李赶坡经常给敬业集团新入职的员工讲述，再困难的事情，也就如同这一无从下手的铝盆，但，难道就解决不了吗？
经营之圣稻盛和夫的一句话，给了创业初期的李赶坡诸多“惊人之举”以最好的注解：“在我看来，只要肯努力，哪怕身无分文，照样能成功。”
稻盛和夫曾经写道：不少企业家仅仅因为流失了一两名员工，或由于资金周转困难，事业发展不顺，便开始嗟叹“不行”。对于这种态度，我不敢苟同。有的人还说：“汽车也被高利贷公司收走了，剩下的只有债务和几名员工，我只有放弃。”但在我看来，没有汽车，好歹还有自行车，哪怕连买自行车的钱都没了，城市里有的是别人扔掉不要的自行车，随便捡一辆，骑着它去跑业务也行。
归根结底，抱怨“事与愿违”者，往往是自己主动设置障碍的人。给自己设置障碍、限制自己能力发挥的做法，当然会导致事业失败。而没有任何抱怨的李赶坡，正是没有自行车也要找自行车的那类人。
罐头厂必需的两大设备成功解决了其中之一，而必不可少的封口机，李赶坡和创业伙伴们，也费尽了周折。
当时购买一台封口机需要3000元，为省下这笔费用，李赶坡专门又跑了一趟保定，因为他听说保定市周边苹果园里有不少小型罐头厂，他们将品质不好的苹果做成罐头出售。而这些小罐头厂的封口机极为简易，都是自己画图找人制作的。于是，李赶坡就找到一家小罐头厂，好说歹说，对方同意他看看自家的封口机。李赶坡就拿出纸笔，照猫画虎地画了一张图。
当李赶坡拿着画好的“图纸”去一家机械厂找师傅制作时，师傅一看这张图，差点笑出声来：“你这是什么图啊？画得也太简单了，我可做不出来！”对制图要求毫不了解的李赶坡，想得太简单了，当然画不出所需要的专业图纸。没办法，李赶坡只好恳求师傅跟他一起又跑了一趟，让师傅重新画了张规范的图，拿回机械厂对照着加工，这才把封口机做了出来。
虽然耗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而且这种封口机是手动、电动操作结合一体的，还需对工人们进行一番培训后才能使用，但李赶坡最后只花了1300元，省下了近60%的设备采购费用—自制设备这一逻辑，也在李赶坡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后期在资金短缺的情况下，敬业钢铁的很多设备都是这样“做”成的。
至此，罐头厂的两个主要设备终于都到位了。为了进一步筹措资金，李赶坡卖了家里能卖的所有东西，把辛辛苦苦盖的三间房子也卖掉了，甚至用上了岳父补发的文革期间的工资，又凑了一万多元。
随后，李赶坡花费3800元买下了西李坡村生产队一座闲置的养貂厂，作为罐头厂的厂址，同时耗费5000元上马了50千瓦的变压器。
罐头厂终于可以开张了，因为村边有条滹沱河，李赶坡便将企业命名为滹沱河罐头厂，成为他下海的第一站。
说起滹沱河，也很有典故，“滹”即呼啸之意，“沱”即滂沱。它在历史上名称多异，都是取水流湍急凶猛之意。唐代李颀有诗云：“寒风卷叶渡滹沱，飞雪覆地悲峨峨。”滹沱河由山西高原东下突入平原，纵坡陡峻，水流湍急，经常泛滥成灾。
李赶坡的创业之路，也像这湍急的滹沱河一样，充满了坎坷和艰辛。而顺着这条滹沱河，李赶坡能否顺利“下海”，一切还充满了未知数。

平山滹沱河罐头厂甲班合影留念

戴上鸭舌帽

罐头厂顺利开张后，李赶坡的人生彻底改变了，而且他还发现，周边的一切似乎都变了。
李赶坡在工委书记的位置上下海，不仅震动整个平山县，甚至在石家庄地区都传开了。人们议论纷纷：“好好的铁饭碗不端，硬要下海，逞什么能？”“用不了多久肯定就黄了”……
从体制内的干部一下变成了无职务无地位的个体户，似乎沦落到了社会底层，李赶坡甚至遭到了“鄙视”。“原来大家见了面都热情打招呼，现在我下海跟犯了错误一样，很多人会躲着走。我原来的一些下级，见了我不打招呼显得不礼貌，打招呼吧又怕受牵连，真让他们左右为难。”
无奈之下，李赶坡想到了解决办法，他买了一个帽檐很长的鸭舌帽，出门就戴着，见了熟人，就把帽檐拉低，这样双方就可以视而不见。比“视而不见”更让难受的是人情冷暖，以前李赶坡当工委书记时，在烟盒上写几个字就能办事，但现在一个股级干部都可以找随便麻烦，找他们去办事，甚至还要送条烟。
而对于李赶坡走哪都戴着鸭舌帽，田书芳印象很深刻：“记得有一个穿着很‘时髦’的人来到我家，青色的呢子大衣，还戴着一顶鸭舌帽，戴一副近视眼镜，我仔细一看就是当年很欣赏的那位年轻的公社书记—李赶坡。”
原来，李赶坡是来“三顾茅庐”邀请田书芳加盟罐头厂的。“我们坐在炉子边的板凳上，一边烤火一边聊天。他（李赶坡）当时说：在南甸干了这么多年也没干出什么成绩，仅仅是解决了老百姓的温饱问题，农业生产效益太低，一个农民辛苦一年收入一千斤粮食，吃掉四百斤，剩下的还能有多少？我想通过办企业来让咱们老百姓脱贫致富。希望你也能来帮我，工资每月给你60元……”田书芳回忆说，60元在那个年代绝对算是高薪，他觉得李赶坡平易近人、有魄力、志向远大，也被其诚意所感动，就答应下来。
就在李赶坡继续招兵买马时，因为“名气”太大，不少新闻媒体也闻风而来，主要调查两个主题，课题也很“大”：一是一个共产党员为什么不革命了？另一个是国家干部为什么不为人民服务了？
时任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副主席、电影《白毛女》编剧杨润身也是平山县人，当时正在平山县委挂职，听说了李赶坡下海的事情，他在罐头厂所在地西李坡村住了半个多月进行“调查”，想找出李赶坡下海的深层次原因。同为平山人的时任国家建材部副部长贾一波也来调查，得出的结论是：李赶坡是红色资本家。“也不知道是褒还是贬，不过这对我来说是最好的评价。”李赶坡笑着说。

经营智慧小荷初露

面对社会上的冷嘲热讽、风言风语，李赶坡看得很淡，他一门心思扎在罐头的生产制作中，只要专心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任何烦恼都会抛之脑后。
不过，由于经验不足，滹沱河罐头厂的第一个大订单，便“出师未捷”。
当时，滹沱河罐头厂的工人师傅们“满腔热血”生产出了整整一货车的罐头，但当这些罐头送到石家庄糖酒公司时，却被当场浇了冷水：对方要求退货。李赶坡吓出一身冷汗，这可是厂里的所有家底啊！经过细问，原来并非品质不好，而是由于防锈瓶盖上打的黄油偏多，导致品相不好。还好不是什么大问题，师傅们重新拆开包装，整理合格后再次发货，就顺利过关了。
冬天虽寒冷，但万物其实都在蓄积在春天爆发的能量。做企业也是一样，不体验痛苦和烦恼，就很难有大的发展，就不会抓住真正的成功。经历一番风波后，滹沱河罐头厂的生产经营走向了正轨。彼时，李赶坡已表现出异于常人的经营管理能力，他通过运用各种差异化竞争策略，让滹沱河罐头厂在市场上牢牢站稳了脚跟。
首先，在产品生产节奏上，李赶坡便有自己的心得。他们从春季的草莓酱做起，到夏季的桃罐头、秋季的梨罐头、苹果罐头，间隙加些葡萄罐头等小品种。冬季没有新鲜原料，则做些山楂、鸡肉、牛肉罐头，甚至也做驴肉罐头—这样，就使得产能得以充分利用，并且改变了罐头厂传统的淡旺季之分，节约了大量成本。
其次，是在罐头形状上做文章，收获“高溢价”。
1980年代，罐头之所以在国内很有销路，主要在于电冰箱还没有普及，肉制品无法常年保鲜，同时也没有那么多的反季节水果，所以水果罐头和肉制品罐头都很畅销。同时，当时国人的消费能力还不高，平时自己也舍不得买罐头来吃，只会在走亲访友时将其作为礼品。李赶坡觉得，既然是礼品，产品就不能仅仅停留在味道可口的水平，还要外形美观，既是食品还要是工艺品，好吃又好看，送礼才有面子。为了让罐头外形更加美观，吸引更多人购买，李赶坡可是花了大心思。做水果罐头时，他要求每瓶罐头在装罐时一定特别认真，让工人师傅把水果的外表朝外，挖核后的一面朝里。从外边看，他们生产的罐头就像是几片花瓣组成的一朵花，赏心悦目的同时，让人垂涎欲滴—果不其然，李赶坡超前理念下的这一妙招，在市场上应验了，水果罐头的销量自此大为提升。
“那时走亲串门能买几瓶罐头是一种时尚。李董事长提出一个很惊人的观点：‘我们不是在做罐头，而是在做花。’他要求我们把罐头做成各种各样的造型，摆到一个展室里，当作样品激发大家的创造力。”田书芳说。
当时，滹沱河罐头厂要去郑州参加全国糖酒交流会。虽然已经安排业务员去参加，但是李赶坡仍担心准备工作做得不够充分，他还是赶到了糖酒会现场，让业务员们把罐头产品摆成各种漂亮的造型，使得滹沱河罐头厂的产品在展厅中十分醒目，顿时吸引了众多目光。有了漂亮美观这一“流量入口”，罐头厂招揽来了大量客户。
返程后，李赶坡专门开会给大家讲：“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罐头虽然是让人吃的，但是，如果我们把罐头做得像花一样，看起来好看，吃起来感觉也更加美味可口了。我们做事，都要先从消费者的角度去考虑，不断改进自己的不足。”当时没有学过任何市场营销理论的李赶坡，做法竟然极为超前，颇像当前不少网红产品的做法，首先吸睛，再用品质来征服。
第三，就是打造现在颇为流行的词语：爆品。并利用时间差，延长产品的生命周期。
李赶坡发现，罐头主要是解决各种蔬菜、水果、肉食的储存问题，越不容易保鲜的食品做成罐头越走俏。在各种罐头产品中，要数桃子罐头利润最高，因为桃子保存期最短。所以滹沱河罐头厂就千方百计多做桃罐头。但另一方面，桃成熟的时间很短，一旦太成熟会发软，不能再加工成罐头，但太生了含糖量不够，做出来也口感不佳。因此要想保证品质，必须把握好桃子成熟度这个火候。在桃子收获期，一般厂家只生产15天左右便没了原料，而滹沱河罐头厂能坚持生产两个月。

在河北大大小小的罐头厂中，滹沱河罐头厂的桃罐头产量是最高的，原因何在？
原来，有敏锐观察力的李赶坡发现，各地桃子的成熟期是不一样的，从南往北依次成熟。所以，他们就从周边地区桃子成熟较早的河南收购原料，再一直向北采购，按照邯郸、邢台、石家庄、保定、北京的顺序，最后再到天气更凉的山西清徐县一带收购。“所以，我们的桃罐头产量特别高，当时市场上滹沱河罐头厂的桃罐头特别多，客户满意，利润丰厚—这也是我办罐头厂时，最为得意之作。”李赶坡颇为自豪地说。
充分利用区域差异进行采购，甚至是销售，这些做法在敬业集团后期的经营工作中也屡见不鲜，他们曾利用时间差，在2015年钢价持续下滑的大背景下，在国际业务中饱尝甜头—而这些经营思维，在滹沱河罐头厂的桃罐头上，都可以找到影子。
在经营罐头厂期间，李赶坡就发现了废料回收循环经济的巨大作用。当时，他们在冬季生产牛肉罐头时，总会发现围墙外边有人昼夜不停地蹲在排水处捞取东西。原来，清洗牛肉时流下去的油遇冷凝结成块漂浮在水面上，附近百姓就抢着去捞。
李赶坡当机立断，在院子里做了一个蓄水池，排水时把油留在池里，回收的油再卖给肥皂厂，一个冬季，就卖了8万元。
从那时起，李赶坡就有了这样的理念：任何物质都是一种资源，浪费可惜，应该让它发挥最大价值，节约资源，本身就有效益。
有句话说，垃圾是放错地方的资源，在变废为宝方面，李赶坡也是“行家”。现在的敬业集团，每年投资数十亿在环保领域，废水、废气、废渣都得以循环利用，实现了零排放，不仅降低了生产成本，还获得了额外的收益。

做罐头的烦恼与收获

在李赶坡的记忆中，经营罐头厂并非没有经验教训。比如，下面这件事就让他认识到，不能一直用过去的成功经验去解决新问题，而应灵活应对。
滹沱河罐头厂在生产梨罐头时，梨原料遇到的一些装卸碰伤，经过抽空工艺可以恢复得丝毫不显。而做苹果罐头时，抽空工艺就起不到同样的作用。苹果的伤痕在抽空后仍然十分明显，容易形成阴黑斑块，导致罐头更加不好卖出去，无奈之下只能降价。“本来每瓶能卖1元钱，降到8角5分才能卖出去，每瓶亏损1角多钱。当时大概做了8吨左右，亏损了1万多元。这在当时可是个大数目。”李赶坡说，正所谓吃一亏长一智，花钱买来的教训尤为记忆深刻，自那以后，他不再轻易地“由点及面”“推广复制”，而是小范围试错，确定无误后再推而广之。
学哲学，政治老师出身的李赶坡再次顿悟出了终身受用的方法论。
不过，在办罐头厂期间，李赶坡不是没有烦恼，最大的烦恼是罐头成了“赠品”。当时国家没有支持私营企业的明确政策，经商环境就不是很好，所以罐头厂的生存其实很艰难。
当时一些职能部门经常去厂里检查，临走时都会带走几箱罐头。把产品送走后，李赶坡还是很心疼的，他算了一下，一箱罐头24瓶，价值24元。而当时国家干部的工资每月才40元左右，罐头厂要做480瓶才能挣出一箱罐头的钱。
不是自己小气，而是生意不大经不起折腾，时间一久，人情赠品成了一项很大的开支，一个月下来甚至有好几千元，对刚刚起步的罐头厂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负担。李赶坡的经营智慧再次闪现，他专门做了一款礼品包装，外表好看，内容较少，只装6瓶。这样即使送一箱，损失也会小一些。后来，李赶坡就下了决心，今后如果办企业坚决不再做食品—他二次下海创办了化工厂，确实没有了这方面的烦恼。而中国商界现在也少了一个食品巨头，多了一个钢铁巨头。
当时，罐头厂生产中最大的烦恼是停电。电力局被称为“电老虎”，稍有不满意就拉闸断电。加上农村电力供应严重不足，停电是常事。而停电对于罐头厂来说是致命的—大批水果运来，一停电就要腐烂，造成巨大的损失。工人们不得不就地等电，因为何时来电是没准的。同时，那个年代的电力设施防雷能力很差，夏季刮风打雷，线路极易出现问题。而断了电，供电局不及时维修也是大问题。所以，当年罐头厂和电力局调度室搞好关系是头等大事，他们将直接影响罐头厂的效益。直至后期，敬业集团成了用电大户，终于有了成为客户被服务的感觉，被“电老虎”欺负的年代也一去不复返。
另一个烦恼，便是“传统股份制”下的决策压力。创办罐头厂时，李赶坡邀请了几位知根知底的朋友入股一块干，但其实大家都没有实质出资。后期决策时，在前面冲锋的李赶坡发现，罐头厂有点陷入了“干好了大家高兴，有点差错就会被个别人指责”的怪圈，搞得李赶坡只能干好不能有丝毫差错。此外还有意见不统一，股东之间意见不合的情况，这样就使得企业没有办法朝一个方向去发展。这时的李赶坡便下定决心，作坊式的管理只能永远是作坊，以后再做企业，必须理顺规范的管理制度，甚至管理要先行，要“高配”，要领先于经营半步，这样才会有可期的未来。
不过，烦恼中也有收获。李赶坡还是在创业团队里发现了得力助手，那就是张永海。李赶坡将罐头厂具体的管理事务都交给了张永海，虽然没有任何工厂管理经验，但是他把罐头厂管理得井井有条，让李赶坡有更多时间去思考方向性的问题。李赶坡主要把控大方向，更宏观一些，而更微观、更细致的层面，则需要张永海具体执行和落地。
笔者觉得，张永海对于李赶坡，犹如海尔张瑞敏身后的杨绵绵，华为任正非身后的孙亚芳，巴菲特身后的查理·芒格。
张瑞敏和杨绵绵无疑是中国式企业管理人才的最佳合作代表之一。张瑞敏长于宏观战略，专注于思考企业如何进行战略创新，杨绵绵则精于专注细节，将执行与创新进行结合，两人形成了“和而不同”的职能互补与管理搭配。杨绵绵曾任海尔集团董事局常务副主席、总裁，却甘愿充当一个执行者的角色。著名管理学家潘承烈曾说过：“没有杨绵绵的工作，张瑞敏的管理思想不可能如此顺利地执行，”而在张瑞敏看来，“杨绵绵最大的特长在于，你本来期望的是‘二’，她却可以发挥到‘十’。”
的确，副手应该成为一把手的“参谋、助手、帮手”，做到不缺位、不越位、不虚位。杨绵绵在回答“如果张瑞敏的决定错了你该怎么办”的问题时，她说：“即便领导决策错了，我们也要把它干对。”
查理·芒格是股神巴菲特的唯一合伙人、黄金搭档，被巴菲特称为“秘密武器”，他会在巴菲特犯错误的时候，毫不留情地指出错误所在。巴菲特将芒格的意见作为重大决策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连芒格都想不出理由不做某一件事，那么他们就会放手去做。巴菲特也会在投资上遇到难题，这时芒格是极少数能对他指点一二的人，所以他是巴菲特心中的传奇人物。
而李赶坡与张永海之间的关系，可能就如同上述的三对黄金搭档一样，互补而互益，完美而默契。据敬业工作人员说，张永海个性耿直，工作上凡遇不妥，不管什么场合，都敢与李赶坡直言，好多次弄得“领导”都下不来台。其实，没有正职的宽厚如山，哪有副职的口无所忌。正是因为高层之间有这样的关系，所有员工才能上下一条心，拧成一股绳，也才有了敬业集团今天的辉煌。

办企业400万，这位“84派”仅6万，却说：能成吗？能！不成不罢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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