馋虫 (幽默故事)

酒桌上，云蒸霞蔚。
蒸的，是如云的酒气;蔚的，是如霞的酒兴。
过年时，几位发小聚一起喝酒，为了解闷，各自说起了一些有趣的往事。说着说着，就说到了小时候的馋劲。
张三胖打头阵。他说，自己读初中时，学校离家较远，有好几公里，就寄宿在校。每周去学校时，得带好一周的菜，无非是些酸菜、霉豆腐、萝卜干什么的，都是刮油的东西。还得背上一周的米，在学校蒸饭。起初，每周也就背个五六斤，还略有剩余。后来渐渐地就越背越多了，从五六斤到七八斤，又从七八斤到十来斤，最后每周得背上十五六斤才勉强够。
父亲就纳闷，每周多背一些也说得过去，初中生，正长身体，饭量看长，可这也多得太离谱了吧。于是偷偷地跑学校去问。这一问，差点没背过气去。原来，张三胖将背来的米大多用于兑换油条、包子之类的零食，就这样还欠着别人好几袋大米呢。
那是上世纪80年代的事。那时的孩子，不知怎的，特别地馋，一个“吃”字几乎就是心中唯一的欲念，一颗糖、一块饼干，甚至两三个野果，就够盯半天、想半天，又念上半天的了。其实想想，也好理解，正是长身体的年龄，胃口大开，家境又普遍不富裕，肚子里没什么油水，自然馋劲就大。
张三胖的馋劲令人捧腹，李大牛的馋劲则透着小聪明。
李大牛说，自己小时候特别馋，母亲又把糖藏得紧，任凭自己吵啊哭啊各种闹，甚至滚地撒泼，就是不肯给。后来他改变了策略，平时一声不响，当没这回事，可只要家里来了外人，哪怕外人只是站在家门口说几句话，就逮这机会向母亲开口要糖吃。母亲见外人在，抹不开面子，往往会装大方，乐呵呵地给他拿上几颗。
“事后，必定会挨母亲劈头盖脸一顿胖揍，可只要馋劲满足了，谁还在乎这呢。”李大牛边说边笑，笑着笑着又哭了。好多年前，母亲不幸辞世，从此世上再也没有人会胖揍他了。
论馋劲，如果说李大牛是小聪明，胡水财就是大智慧了。
胡水财讲得绘声绘色。他说：“有一年秋收刚过，父亲不知哪弄来几斤花生，金贵得舍不得吃，说得留过年时招待客人。于是用谷箩盖装着，放在厅堂上方两根紧挨着的房梁上。那儿通风，可以防止花生潮湿霉烂。又高，可以防止我们这些‘馋虫’偷食。我常仰面朝天，盯着头顶上的谷箩盖发呆，知道那里装有花生，馋劲突突往上冒，可又够不着，心里干着急。一次，突来灵感，拿过自制的小弓箭（三四十年前的小男孩都会制做），瞄准那两根房梁中间的空隙，一箭向谷箩盖射去。谷箩盖中箭后，一阵抖动，好几颗花生震得飞出谷箩盖，落于地上，成为了我嘴里的美食。以后，隔三差五就来这么几箭，总有花生落下，将心里的‘馋虫’喂得舒舒服服。临近过年，父亲将那谷箩盖取下，打算将里面的花生炒熟待客。却发现里面只剩零星几颗，想当然地以为是老鼠偷食，气得直摇头。”
酒桌上，顿时更加云蒸霞蔚。
胡水财又说：“现在，我们姐弟仨每年都拖儿带女聚在父母那过年，面对满桌丰盛的鸡鸭鱼肉等各色菜肴，以及堆得各个房间到处都是的糖果饮料等各色零食，常拿此事打趣，生活的甜蜜和幸福溢得心头满满的。可是，却少了许多馋劲。”
“少了许多馋劲”这句话，让大家一下子沉默了。
不知從什么时候开始，大家就不再馋了。酒桌上的人转换话题，兴致勃勃地探讨起了这个“时间点”。
张三胖说：“后来，我上了大学，懂了点事，怜惜父母田间劳作不易，自己勤工俭学，一连打了好几份工，瞬间就不馋了。”
李大牛说：“母亲去世后，我仿佛一下长大了，少了与母亲斗智斗勇的乐趣，吃任何零食都索然无味，没有心情馋了。”
胡水财说：“说也奇怪，不几年，家里的生活日渐好转，零食丰富了许多，也不藏着掖着，‘馋虫’却再也不肯来，怎么找也找不到，常有失落感呢。”
是啊，“馋虫”哪去了呢？
酒桌上的人都不知道答案。不，其实他们都知道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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