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司马迁

在余秋雨《中国文化课》14讲中表达了一种隐痛：
“汉王朝拥有司马迁，又残害了司马迁。结果在浩荡历史面前，汉王朝既因他而骄傲，又因他而羞愧，骄傲可骄傲到雄视百代；羞愧，可羞愧到无脸见人。
司马迁的悲惨遭遇在历史书上都能看到，我就不稀说了。我只想表达内心的一种隐痛，那就是这个人给了中国人一副长久的目光，而我们的目光却不敢在他身上停留太久，他的忍受让我们难以忍受。”

一连几天，我不自主的停留在司马迁身上，本想查阅后不留痕迹的在书中继续前行，结果走不动。跟着心，留下印迹。
带着好奇，隐痛，还有客观。如今拜读，看到了《史记》背后的一个苍白衰弱的男人在一笔一画，一事一理，一究一竟中照见历史，才有后世的执古御今。然而书写历史的人却在历史中无我，出生之年，出生之地都模棱两可，卒之年更不可考，如此无之为用，后人对他永保好奇，尽管非他本意。
司马迁官方百科如下：
司马迁（前145年或前135年～不可考），字子长，生于龙门（西汉夏阳、即今陕西省韩城市，另说今山西省河津市），西汉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司马谈之子，任太史令，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历史之父。
司马迁早年受学于孔安国、董仲舒，漫游各地，了解风俗，采集传闻。初任郎中，奉使西南。二十八岁任太史令，继承父业，著述历史。后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调任中书令，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他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该书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太初四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是“二十四史”之首，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以上简短平叙的概括了司马迁一生，然而客观也藏不住万千滋味。我也只能从个人为出发点，去寻那道光。
使命的背后是传承。年幼的司马迁在父亲司马谈的指导下习字读书，十岁时已能阅读诵习古文《尚书》《左传》《国语》《系本》等书。
司马迁还博览六艺、百家杂语，又从名师受业，靠着自己的勤奋，他从父亲司马谈那里学到了天文、星占、卜筮和黄老学说。从孔安国那里，他学到了古文学和用今文解说的《古文尚书》，还有属于古文学派的其他古籍。从董仲舒那里，他又学到了以《春秋公羊学》为轴心的今文学派理论。
其父司马谈，有广博的学问修养，曾“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其一“学天官于唐都”。唐都是汉代著名的观测星象的专家，所谓学天官，就是学观测日月星辰的天文之学。其二“受《易》于杨河”。杨河是汉初有名传《易》者之一。《易》是讲阴阳吉凶的，这和天文星象都有关系。其三“习道论于黄子”。黄子便是黄生，他擅长黄老之术，曾和辕固在景帝面前辩论汤伐桀、武王伐纣这两件事的性质。黄生的议论正是代表当时统治阶级的思想。
司马迁向孔安国学习的就是《古文尚书》，本书既包括进一步接受古典语言文字学的训练，又包括学习《古文尚书》的注解。司马迁有着这方面的素养，加上勤奋学习，所以学识日益丰富。同时，孔安国的思想也深深地影响着司马迁。
司马迁还师从董仲舒学习《春秋公羊传》，董仲舒是他的第二位老师。
稍年长之后，司马迁离开了龙门故乡，来到京城长安父亲的身边。此时司马迁已学有小成，司马谈便指示司马迁遍访河山去搜集遗闻古事，网罗放失旧闻。司马迁在二十岁时开始游历天下，他从京师长安出发东南行，出武关至宛，南下襄樊到江陵。渡江，溯沅水至湘西，然后折向东南到九疑山。窥九疑后北上长沙，到汨罗屈原沉渊处凭吊，越洞庭，出长江，顺流东下。登庐山，观禹疏九江，展转到钱塘。上会稽，探禹穴。还吴，游观春申君宫室。上姑苏，望五湖。之后，北上渡江，过淮阴，至临淄、曲阜，考察了齐鲁地区文化，观孔子留下的遗风，受困于鄱、薛、彭城，然后沿着秦汉之际风起云涌的历史人物故乡，楚汉相争的战场，经彭城，历沛、丰、砀、睢阳，至梁（今河南开封），回到长安时任太史令的父亲司马谈身边。
此次壮游两年左右，探着先人的印迹，一步一步的真实经历和感受着，这是写史最有力的笔杆，现在依然有很多写历史写人物的作家也是亲历古人足迹。说到这种游历，令人神往，尽管苦乐自知，但眼界心界纵横无边时，妙不可言。这其中亦离不开其父在精神与物质上的运见与全力支持。

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回朝为官。
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春天，汉武帝东巡渤海返回的路上，在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参与制定封禅礼仪官，未能参加，病重垂危在洛阳，司马迁赶来见到父亲最后一面，弥留之际对司马迁授以未完心愿，司马迁谨记遗命。

遭受腐刑
汉武帝天汉二年（前99年），武帝想让李陵为出酒泉击匈奴右贤王的贰师将军李广利护送辎重。李陵谢绝，并自请步兵五千涉单于庭以寡击众，武帝赞赏李陵的勇气并答应了他。然而，李陵行至浚稽山时，却遭遇匈奴单于之兵，路博德援兵不到，匈奴之兵却越聚越多，粮尽矢绝之后，李陵最终降敌。武帝愤怒，群臣皆声讨李陵的罪过，唯有司马迁说：“李陵侍奉亲人孝敬，与士人有信，一向怀着报国之心。他只领了五千步兵，吸引了匈奴全部的力量，杀敌一万多，虽然战败降敌，其功可以抵过，我看李陵并非真心降敌，他是活下来想找机会回报汉朝的。” 然而，不久后去迎接李陵的公孙敖无功而还，谎报李陵为匈奴练兵以期反击汉朝，武帝便杀了李陵全家，而司马迁也以“欲沮贰师，为陵游说”被定为诬罔罪名。诬罔之罪为大不敬之罪，按律当斩。
李陵，李广之孙，司马迁曾说李陵“其为人，自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拘国家之急，其所蓄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
面对大辟之刑，慕义而死，虽名节可保，然书未成，名未立，这一死如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之死无异。想到文王拘于囚室而推演《周易》，仲尼困厄之时著作《春秋》，屈原放逐才赋有《离骚》，左丘失明乃有《国语》，孙膑遭膑脚之刑后修兵法，吕不韦被贬蜀地才有《吕氏春秋》传世，韩非被囚秦国，作《说难》和《孤愤》，《诗》三百篇，大概都是贤士圣人发泄愤懑而作。终于，在那个“臧获婢妾犹能引决”的时代，司马迁毅然选择了以腐刑赎身死。至此，司马迁背负着父亲穷尽一生也未能完成的理想，面对极刑而无怯色。

如李陵少点意气用事，如司马迁更婉转劝谏，那会怎样。叹息遭遇，也明白其中是许多因缘聚合而成，身心痛至极处的经历增加了生命的张力，对人性，对历史人物的感同也更加深刻，这也是自我对司马迁遭遇寻求的丝丝安慰。
有一点百思不得其解，司马迁卒年为何不详，有女儿女婿外孙，并且女婿杨敞官至西汉丞相，司马迁何去何从理应知晓却无丁点痕迹，此时脑海浮现了一种不可说的归隐，若是该让人多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