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城：状元王杰的传奇人生

清高宗乾隆二十六年（1761），新科状元王杰专程来到韩城文庙祭拜孔圣先师，设在御道之上，象征着读书人最高荣耀的龙杠，在沉寂了数百年之后终于迎来了它的第一位“主人”。这同时也是空前绝后的一次，正可谓：千年龙杠抬一回，三朝士茂状元稀。但“抬龙杠”只是王杰生命中的一瞬而已，他的一生都充满了传奇色彩。

一、出身寒门

王杰（1725—1805），字伟人，号惺园，别号畏堂，晚号葆淳，清代韩城庙后村人。官至首辅[1]。谥号文端。他是清代西北唯一的状元，中国古代史中韩城地位和影响仅次于西汉太史令司马迁的重要历史人物，韩城近古时期最重要的一位历史人物。

王杰祖籍山西太原，其先世居于山西洪洞县[2]。元朝末年，水、旱、蝗、疫灾害频发，战乱不断，王杰先祖王进顺[3]自洪洞县迁至韩城，定居金城区庙后村。

王杰的曾祖父王养元、祖父王家檀，均为布衣出身。王杰的父亲王廷诏，号澽滨，曾担任过浙江杭州府石门县主簿。主簿位在知县之下，为佐官之一，从正九品，与正八品的县丞共掌粮马、征税、户籍、缉捕等事。三位先祖均因王杰显贵而获赠光禄大夫。光禄大夫从正一品。

王廷诏尊崇儒道，仁民爱物，担任石门县主簿九年，对民秋毫无犯。调离石门之日，当地百姓自发醵钱相送，王廷诏坚拒不受，说：“我是来做官的，不是来收受你们贿赂的！”百姓们于是用钱置酒，沿路设宴相送。筹措的银钱用完了，大家只好抱头痛哭，依依惜别。王廷诏感慨地说：“我是朝廷最底层的一名官名，只不过以仁存心，爱物于人，尽己责帮助了一些需要救助的百姓，而这也是他们之所以尊敬我的原因。”[4]王廷诏死后安葬在韩城县城东南的人和寨。

王廷诏有三个儿子：长子濬，次子澈，三子杰。王濬为乾隆十八年癸酉科（1753）第六名武举人。王澈为贡生。王杰排行第三，生于清世宗雍正三年（1725）十月二十七日寅时，卒于清仁宗嘉庆十年（1805）正月十日子时。

王杰忠清劲直，老成端谨，在朝40余年，位居权力中心10余载，事有可否，从不委曲陈奏。和珅势盛时，他常为朝政与其据理力争。王杰一生曾多次担乡试考官与会试总裁，在浙闽两地四任学政，并多次上疏直言，安抚流民，整饬亏空，革奸除弊，深受乾隆、嘉庆两位皇帝器重。王杰身居高位，恪尽职守，勤政爱民，世人皆说他深得乃父遗风。他刚正不阿，不畏强暴的品格深受广大群众喜爱，有关他的故事和传说在韩城民间家喻户晓。

二、秉承父志

陕西与浙江相距两三千里，王廷诏不惧路途的遥远、艰辛，赴任时将八个子侄全部带了出来。年仅四岁的王杰也跟随他来到了杭州。

一切安顿停当，王廷诏便聘请老师教习孩子们读书。王廷诏自己也于公务之余，重理旧业，潜心钻研。他还经常与老师探讨学问。王杰天资聪颖，学业进步飞快，四岁习书识字，五岁熟颂经史，六岁即能赋诗为文。八岁时，王杰的书法已展现出很高的造诣，能够书写只有名家高手才轻易敢涉足的匾额。

王廷诏向来很严肃，不苟言笑。但是，当他见到王杰手书的匾额时，还是掩不住内心的激动，笑着对吴太夫人说：“此儿其大吾门乎！”

王廷诏见王杰字体端庄，为人端正，觉得他是块成大器的料，对他的教导遂更加上心。他对王杰要求很严，从不宽假他的过错。王杰学习也非常刻苦，小小年纪就稳重有加。王廷诏的其他七个子侄也出落得彬彬有礼，长大后，在文学、功名上均颇有建树。

王廷诏去官后，王杰随父亲回到韩城，虽然日子过得很紧巴，但学业丝毫没有放松。清乾隆七年（1742），王杰入补韩城县学生员（秀才）。清乾隆九年（1744），补为廪生。清乾隆十二年至十七年（1747—1752），王杰在父亲的安排下，来到号称明清两代“关学重镇”的关中书院进行深造。在这里，王杰得到了关中著名学者孙景烈的悉心教导，系统学习了濂、洛、关闽之学。这是让王杰受益终生的一个导师，王杰晚年时回忆起在关中书院的这段经历，曾动情地说，“生平行己居官得力于此。[1]”他说的这两个老师，一个是其后的陈宏谋，一个就是孙景烈。

清乾隆十一年（1746），王杰的长子王塖时在他入学前一年来到人间。清乾隆十六年（1751），王杰的次子王垿时又在他完成学业前一年出生。王杰是怀着初为人父的心情踏入书院，喜得贵子的心情跨出书院的。在这里，他不但收获了亲情，还得到了恩师的器重和同窗的青睐。这应该是王杰年轻时过得最轻松、充实与幸福、欢快的一段时光。

[1]见《清史稿》。

三、高中状元

清乾隆十八年（1753），王杰拔为贡生。应该说，这个时候的王杰还不够优秀。因为拔贡生经朝考合格，入选者一等任七品京官，二等任知县，三等任教职；更下者罢归，谓之废贡[1]。王杰朝考只得到了个第三等，授蓝田县教谕。好事成双，是年，长兄王濬也考中武举人。然而造化弄人，王杰因为遭遇父亲丧事未能赴任。此时，家里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为赡养母亲，王杰奔走四方，交游日广。

三年居丧期满，王杰被陕甘总督尹继善聘为记室。尹继善调京任职，又将王杰推荐给巡抚陈宏谋。

陈宏谋是临桂(今广西桂林)人，集理学家、政治家、教育家多重身份于一身，无论为官还是治学，均堪称一代楷模。尹继善是满洲镶黄旗人，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尹泰之子，乾隆曾夸奖他说：“我朝百余年来，满洲科目中惟鄂尔泰与尹继善为真知学者。”《清史稿·陈宏谋传》在评论到陈宏谋时也说：“乾隆间论疆吏之贤者，尹继善与陈宏谋其最也。尹继善宽和敏达，临事恒若有余；宏谋劳心焦思，不遑夙夜，而民感之则同。宏谋学尤醇，所至惓惓民生风俗，古所谓大儒之效也。……”在两位大儒的熏陶和训导下，王杰的学业水平突飞猛进。

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王杰辞去书记职务，参加陕西乡试，中乡试副榜。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乡试名列第六[2]。

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王杰赴京城参加会试，以会试第十名的身份进入殿试，殿试进呈十本，王杰卷拟第三。第一名是江苏常州人赵翼。那时，陕西乃至整个西北，自从清朝建立以来还没有出过状元，而江苏才子则拿奖状拿到了手烫，已经出了29个状元。乾隆皇帝在阅至第三卷时，见王杰字迹秀丽端庄，好像在哪儿见过。细一想，记起之前陕甘总督尹继善呈献给他的奏疏，字迹和眼前试卷上的一模一样，他当时还夸奖过这个人的字写得好呢。询问左右，方知王杰曾在尹继善手下做过书记，不但字文俱佳，人品也非常不错，遂将他拔为第一[3]。

这一年，王杰36岁。

新科进士入朝觐见皇上，乾隆皇帝见王杰风度安祥，举止静雅，心里愈加喜欢。恰巧先一年六月，新疆再次回归大清版图，西陲戡定，第一名又是西人，乾隆皇帝认为这是天意，心里非常高兴，授王杰翰林院修撰。阮元《王文端公年谱》说：“顷之，引见，上喜动颜色，授翰林院修撰。”乾隆特赐御制诗来记述这件事情。制诗名曰《四月廿五日御殿传胪纪事》，以“西人魁榜西平后，可识天心偃武时”收尾，由此可见一斑。

四、三比才气

王杰中状元后，许多人打心眼里不服气。据说，有一位山东学士在金榜前便口出狂言，说：“陕西还能出状元？”他当面出联刁难王杰：“泰岱三观，孔子圣，孟子贤，自古文章出齐鲁。”

王杰即刻对道：“歧山一脉，文王昭，武王穆，而今道统在西秦。”王杰这一联不仅对仗工整，还巧妙地以帝王之道统压制儒家之道统，让山东学士哑巴吃黄连，有口说不出。山东士子由此态度大变，对他十分尊敬。

然而由于“钦拔”的缘故，许多人仍时不时想拿王杰开涮。机会来了，话说王状元回乡探亲，途经古城长安时带着一行人去参观大雁塔。到了文物古迹面前，文人的穷酸毛病和轻浮劲不由又上来了。随行中有一位江南才子，请王状元作诗。王杰知道江南才子有意想显摆，决计坑他一把，故意道：“作诗容易，但是我的诗没人能够用笔记录下来！”那才子满腹经纶，写个把文章都不在话下，抄几句诗岂能放在眼里，遂不假思索道：“区区小事，在下愿意代劳！”

才子既然一门心思想上套，王杰也只好横下心看他的把戏了，随口用韩城方言吟道：“城南（láng）门外前一摞砖，圪里圪摇戳破天。下了一阵圪囊子雨，蔫蔫子日头晒不干[1]。”在场的人无不拍手叫好，江南才子却听得云里雾里。除了不知道“南（láng）”字是什么意思，他还搞不清楚“圪囊子雨”和“蔫蔫子日头”到底是在说什么。

按理说用方言作诗，王杰胜之不武，大家笑一笑也就过去了，但江南才子偏偏有股不服输的劲。也难怪，自古才子们的身上就有一股子不服输的傲气，自古就没有才子们学不会的东西。江南才子发誓要把韩城方言学好，从长安到韩城的这一路上，他一直都闷头做功课。要说那时候交通还不很发达，这伙人也没有小轿车可开，从西安到韩城少说也得个十天半月。才子认为这些日子足够他学一门技艺了。

进入韩城境，江南才子看见黄河如带，心中不由一阵窃喜：“在西安让我出丑，这回我让你丢人丢到家门口。”心到话到，才子说：“请王状元请再赋诗一首。”

王状元听后微微颔首道：“远望黄河（huó）白（péi）（piapia），圪里圪弯到这（zhī）里（dā），黑（hēi）地（tǐ）白（péi）日（rèn）流不净（qiē），哪达来（léi）下（hà）这（zhī）些些（xiàxià）？”[2]

江南才子这回彻底懵圈了，他怎么也想不到一个小小的韩城方言竟然这样难搞。“南方文化清婉柔丽，北方文化深厚奇妙，同样小瞧不得！”还是王杰为才子解了围。

从此，江南才子再也不敢小瞧王杰，对北方人更是尊敬有加。

五、平步青云

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新科状元王杰便被乾隆钦命为湖南乡试副考官。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王杰在散馆[1]考试中名列一等三名。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王杰督学福建，由此开启了他的为政生涯。

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王杰在福建督学期间，便升任翰林院侍读。一年之后，又擢任侍读学士。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王杰晋内阁学士，历任礼、工、刑、吏、兵五部侍郎。

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四月，授都察院左都御史。八月，充四库全书馆副总裁。

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王杰回乡料理母亲丧事，他人还在韩城，乾隆皇帝提升他为兵部尚书的任命书就到了。适逢乾隆皇帝南巡，王杰前去谢恩。见面之后，乾隆皇帝难掩思念之情，说：“汝来甚好，君臣久别，应知朕念汝。然汝儒者，不欲夺汝情，归终制可也。”[2]足见王杰在乾隆皇帝心目中的地位有多么重要。

三年守丧期满，王杰还朝，乾隆皇帝又赐王杰紫禁城骑马，任命为军机大臣、上书房总师傅。次年（1787），拜东阁大学士，总理礼部。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正月初五日，义军首领林爽文被俘，台湾平定。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清军打败入侵西藏的廓尔喀部族，随后攻入廓尔喀境内，廓尔喀成为中国的属国。王杰在这两件事关清廷前途与命运的战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画像和征战的功臣一起，先后两次被悬挂进紫光阁，加太子太保。当然了，与王杰画像一起挂进紫光阁的除了名将阿桂，还有和珅这样的大咖。好面子的乾隆皇帝想凑全“十全武功”，总得要有一些大臣跟着沾光。军事上取得如此重大“胜利”，兵部当然要多分几个名额。

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罢尚书房行走。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加太子太保。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仍充上书房总师傅。

清仁宗嘉庆元年（1796），王杰以足疾辞免军机处、两书房及礼部事务。清嘉庆三年（1798），仍直军机处。清嘉庆五年（1800），王杰因身体渐弱，乞求休奉，帝下旨慰留，并命扶杖入内右门。清嘉庆六年（1801），王杰以76岁高龄充顺天乡试正考官。清嘉庆七年（1802），复以疾辞官，皇上恩准在家食俸，加太子太傅。清嘉庆九年（1804），入京谢恩，薨于京邸。

六、儒相本色

从生于寒门，到状元及第，再到身居首辅，赐“南书房行走”“紫禁城骑马”，王杰“受两朝知遇，始终无间”，享受到了一个高级官员的最高礼遇，这是莫大的殊荣。但是，他始终保持着知识分子本色，居官四十载，唯喜读书，家无积私，告老时仅带着几十箱书籍返回故乡。正如他的晚号“葆淳”——保持着天生的醇厚本质。

王杰胸怀天下，讲求实学，少时就学关中书院，深得关西夫子、海内大儒孙景烈真传；成年后在“真知学者”尹继善、著名理学大师陈宏谋手下做事，继承了尚实务本的作风；身担要职后，恪守臣子本分，重视百姓疾苦，不随便批评、否定已有的政策措施，将关学的实践精神发挥到了极致。王杰自己也曾说过：“为政之道，当开诚布公，最不可有意除弊，此弊除，他弊兴矣。”

虽然说王杰曾在许多场合中同各地才子比试过才气，但这只是在茶余饭后，王杰偶然间扮演的一个角色。作为首辅，王杰更重要的角色是天子身边的重臣，他无时无刻不在为国操劳，为民分忧。即便是在奉旨写作应制诗时，他也时时不离劝讽，体现出了作为思想家和政治家的价值取向与精神寄托。

王杰中等身材，为人和蔼可亲，操守刚正，他一生担任过30多种职务，在政治、军事等诸多方面均有建树。他多次担任科举主考，选拔俊杰无数；不拘一格举贤任能，擢用了阮元、洪亮吉、江藩、孙星衍等名士；督学福建，整肃士风，了解习俗，细心揣摩民族聚居区的治国策略；与和珅斗智斗勇，以一臂之力维护朝纲；台湾平定、廓尔喀归顺，画像和征战功臣一起被悬挂进紫光阁。《清史稿·王杰列传》称赞王杰、董诰[1]、硃（朱）珪[2]等人说：“君子小人消长之机，国运系焉。”

七、旷世才学

王杰精通经、史、子、集，著述颇丰，有《惺园易说》《葆淳阁集》《读易劄[1]记》《读〈论语〉札记》《读〈孟子〉札记》等。《清儒学案》和《清代学者像传》等学术史著作均将王杰收入其中。

王杰擅长书艺，早年书法赵孟頫、王羲之，工于小楷，中年后得米南宫意，中侧锋并用，超迈大气，纵逸多姿。以行书、楷书最为著名，时人称王杰书法“有仙佛气，具富贵姿”。因与称誉书坛的张照（得天）、曹秀先（地山）齐名，被乾隆皇帝合封为“天地人”。

王杰工于诗、联，其《葆淳阁集》收有11卷诗作与恭贺应制之诗。门生阮元在《王文端公文集校本跋》中评价说：“王文端师诗文不自以为重，盖公所重在立朝风节也。”

传世墨宝有沈阳故宫保和殿楹联：“夜雨闲吟左司马，时晴快访右军书。”福建泉州清源山《和马负书诗》摩崖：“兹山生面为谁开？喜属高车际晓来。海上晴云蒸泱漭，人间佳气转恢台。争奇岩岫当轩立，渐老松杉记手培。自是雄城资保障，尘襟批豁一登台。”

王杰还奉敕编有《钦定秘殿珠林续编》八卷、《钦定石渠宝笈续编》八十八卷、《钦定西清续鉴》甲编二十卷附录一卷、《钦定西清续鉴》甲编二十卷、《高宗纯皇帝圣制诗五集》一部一百卷。

八、清廉为官

王杰视清廉为本，从不利用公权谋取私利。从初入官场，到擢为侍郎，王杰曾经六充乡试考官，六充会总裁。并先后4次督学福建、浙江，其中3次督学江浙富庶之地。长期执掌文柄，最易结党营私，滋生腐败，但王杰从来都是不偏不倚，唯才是举。《王文端公年谱》说：“（王杰）衡文柄者十二次，人不敢干以私。”

表2

王杰督学及担任科举考官情况统计表（略）

王杰对门生以诚相待，从不拉帮结派，交往不涉私事，也从不以私事干扰他人。每次科考结束会见录取的士子时，王杰都会告诫他们：“我是为朝廷选拔人才的，你们应该多为朝廷和黎民百姓效力，切不可为了个人升迁经常到我这里走动，更不可以送我财物！”偶有人送来财礼，王杰总是说：“今若受馈，何为官！”

一次，王杰的一位得意门生调任回京，正赶上王杰寿辰，门生带着数百两白银，前来为王杰贺寿。王杰批评他说：“还记得我当年是怎么教导你们的吗？今天我若是收下你的贺礼，谁还会相信我王杰说过的话是真的呢？”[1]门生很惭愧，当即让随从将礼金收了回去。

自古“南方才子北方将”。两浙文人才子灿若星河，但浙中的大官员和士人名流谈及王杰，没有不心悦诚服的。嘉庆皇帝也称赞王杰说：“为两浙之文宗，振八闽之士习。四司秋赋，盈笼参苓。五主春宫，满城桃李。”

九、勤勉审慎

清乾隆二十九年至三十三（1764—1768），王杰曾督学福建四年。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政府收复台湾，于第二年设置分巡台厦兵备道及台湾府，隶属福建省。由于对海权认识不足，台湾收复后，清廷内部曾就台湾的弃留问题展开激烈争论。康熙皇帝最终采纳了“留台派”的建议，采取措施，促进台湾开发。

但是，直至清德宗光绪十一年（1885），清政府才正式在台湾建立行省。因而，对于这一时期委派到福建任职的官员，均肩负着边疆开发的特殊使命。王杰深感责任重大，在闽四年，心无旁骛，夙夜在公，以端正士风，维系民俗为重，而不是简单的判定正误。《王文端公年谱》说：“(王杰)少嗜学，迨老益笃。官卿贰（二品官），及在台省，日勤劳机务，早朝宴归，接宾僚酬应外，退息小斋，静坐一二刻，即展卷批阅吟诵。”

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王杰督学浙江，他把吴太夫人接到了学署孝养。每每忙完公务，王杰便急匆匆赶回府邸，与程夫人一起侍奉太夫人。再要么就端坐批阅经史，攻读诸子经典。除此而外，并无宴赏玩游之类的事。府署中设有园林庭榭，他在任三年竟然没有去赏玩过，以致园林荒芜，亭榭凋敝。

清嘉庆八年（1803）春，王杰告老还乡，临行前还放心不下朝政，再次上疏说：“各省国库亏空，始于乾隆四十年（1775）以后，根源在于州县用公款请客送礼，迎来送往，上司得了好处，反受其挟制，于是乎弥补亏空遥遥无期。应该从主管接待的驿丞开始，清理整顿驿站，这是眼前国家最大的事情！”王杰的建言切中时弊，嘉庆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下旨整饬吏治。

十、耿介正直

王杰与和珅在职务上的第一次交集发生在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这年六月，和珅任户部左侍郎，兼署吏部右侍郎。十月，兼步军统领。王杰则由浙江回京，署[1]礼部右侍郎，转吏部右侍郎。

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和珅已经成为朝中四大势力之一。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十二月，王杰入直军机处为军机大臣。王杰位居权力中心的这10余年，正好是和珅炙手可热之际。王杰为人刚直，每有政事，不管可行与否，从来不曲意陈奏。和珅一手遮天，事多擅决，同僚均隐忍不言，遇有不可行之事，王杰便挺身而出据理力争，两人经常为朝政在乾隆皇帝面前争得面红耳赤。和珅很厌烦王杰，但又排挤不掉他。

王杰忧心忡忡，每次议政完毕总是默然独坐。一日，和珅捉住王杰的手，嬉皮笑脸地说：“王大人，你这手怎么生得跟小姑娘一样细皮嫩肉呢？”[2]面对和珅的主动拉拢，王杰不为所动，淡然道：“王杰手虽好，但不能要钱耳！”和珅讨了个没趣，只好悻悻地退到一边。

还一次，和珅病了，请海盐太守陈渼诊治。陈是王杰的门生，前去请教王杰。王杰说：“这是个大奸臣，人人都想杀之而后快，你要是去了，就给我用药把他弄死，否则不要再来见我！”

丙辰年（1796），嘉庆皇帝亲政。王杰仍为首辅，作为嘉庆皇曾经的老师，王杰辅佐不遗余力，嘉庆皇帝对他也是尊敬有加。清嘉庆三年（1798），给事中王孙念、御史广兴及大学士刘墉首劾和珅不法。清嘉庆四年（1799）正月，太上皇帝乾隆驾崩。正月初八日，和珅锒铛入狱。然而朝中仍有人骑墙观望，王杰亲自主持了案件审理，很快结案。清嘉庆四年（1799）正月十三，嘉庆皇帝宣布和珅的二十条罪状，下旨抄了他的家，共抄得白银八亿两。抄没的财产超过了清朝政府15年财政收入的总和，时人戏称“和珅跌倒，嘉庆吃饱。”正月十八日，和珅被嘉庆皇帝下召赐死。

十一、足智多谋

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十一月，爆发了台湾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清政府先后多次派军渡台镇压，但军事上却毫无建树。此时，王杰已入直军机处，他参与了战争的谋划，建言乾隆皇帝尊重台湾民俗，重视经济问题，巢抚并用，使台湾问题得以妥善解决，王杰画像因此被悬挂进紫光阁，乾隆皇帝亲为题诗：“典学七闽，肃正士风。台湾民俗，颇悉心中。山海险夷，参画具通。有佐樽俎，图貌纪功。”

清乾隆末年（1796），四川、湖北爆发白莲教起义，波及川、楚、秦、豫四省。朝廷历年用兵，杀伤不下数百万，然而事态非但没有得到控制，反而愈演愈烈，几省中那些不跟从义军的幸存者，均是从刀刃和箭头下侥幸逃生的，男不暇耕，女不暇织。王杰上疏直指问题症结所在，他说民变之所以迟迟不能平息，是由于灾民穷无所倚，地方官又不知安抚，以致胁从的人越来越多。加之那些地方统兵大员“名位相等”，职责不明，虽然数人头时很多，但实则无人负责，且贪生怕死，真正能够发挥作用的不多，“贼至则畏避不前，贼去则捏称得胜”，以至发生了“匪已渡江五日，地方官并不禀报”的怪事。勉强出战，则“藉乡勇为前阵”，通过虚报官兵人数套取朝廷兵饷，弥补以往亏空，大发国难之财。王杰建言朝廷“去乡勇之名而为召募之实”，安抚民心，抚慰官兵。乾隆皇帝采纳了王杰的建议，用兵三年，四川义军首领王三槐就擒。清嘉庆九年（1804），白莲教起义被平定。

王杰辞去官职还未返乡，有个叫陈德的人在内宫惊了帝驾，王杰急入朝面见皇帝，上言说：“陈德本是低贱的庖厨，怎敢蓄谋造反？必定有大奸大恶之人在幕后主使，欲行明代‘张差之事[1]’，祸患就在皇帝身边，应当尽快消除。”嘉庆皇帝不以为然。

清嘉庆十八年（1813），爆发了林清领导的天理教起义。造反的教民先后攻占了河南滑县，直隶长垣，山东定陶、曹县等地。九月十五日，林清派出的小分队九十余人，在太监的接应之下，分别从东、西华门攻入皇宫，“酿成汉、唐、宋、元、明未有之事。”

此时，王杰已经故去8年。嘉庆皇帝回想起此前王杰说过的话，特地对他进行了祭奠。

十二、重德修品

王杰孝悌。王杰遭遇父丧时，家里非常穷，“为书记以养母。”督学浙江，他把吴太夫人接到了学署孝养。对于老夫人的训导，他更是言听计从。王杰中状元的第二年，去湖南担任乡试副主考，临行前吴太夫人训之曰：“汝去年尚作举人，今皇上命汝为考官，汝勉之矣。”到任后，王杰在批阅考卷时非常勤奋，经常反复检查，生怕出错，违背了老夫人的教诲。

王杰仁爱。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家人因墙基与邻居发生纠纷，写信向远在京城的王杰求助。王杰借明人郭朴的一首诗回复说：“千里捎书只为墙，让他三尺有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收到回信后依命向后让出三尺，邻居也让了三尺，这就留出了一个六尺宽的“仁义巷”。

王杰宽厚。王杰待人和善，手下有贤能的，便力荐之，使其显贵；能力不足，或犯有错误的，就推心置腹地予以帮助。他反对随意弹劾，一生从未弹劾过别的官员。但这并不是说他没有原则，相反他为人刚正，是非分明，反对姑息迁就，并对用这种手段博取人心的做法嗤之以鼻，他常说：“纵恶以取名，如国家何？”

王杰恭谨。王杰的一个儿子很有文采，字也写得好，同僚们都看好他，连乾隆皇帝也多次过问他的情况。但王杰却认为这个孩子喜欢喝酒，不适合做官。王杰深知，自己身居要职，儿子若是参加考试，势必会得到一些人的照顾。因而每逢科考临近，王杰总是事先向大家声明：“谁录取我的儿子，我就弹劾掉他！”儿子无奈，返回陕西，打算参加本籍乡试。王杰又给陕西巡抚写信说：“亟致信，亦以是属之。”陕西巡抚是王杰的门生，知道他的脾气，自然不敢徇私情。

不仅如此，王杰还常常告诫子孙：“入仕则正途可也，不以宰相子孙喧耀于人。”他的儿孙无一人通过他的关系进入仕途，更无一人捐班买官。王杰有妻程夫人，诰封一品夫人。另有侧室姚氏、黄氏。生有四子二女。长子塖时只做到员外郎，次子垿时只是个监生，四子塽时为宝鸡教谕。只有三子堉时官职最高，做到了福建建宁知府。

直至清道光三年(1823)，王杰的孙子王笃才考中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

十三、质朴亲民

王杰待人和蔼，从不摆官架子，他说“我虽身为宰辅，但也是个凡人！”不仅如此，他还教育后人向他看齐，说：“我们的先祖就很节俭，你们不忍饥挨饿就应当知足。况且我没有什么可以留给你们的，若自己再不检制，我非但不能养活你们，也庇护不了你们。”

王杰为人谦恭，归居乡里后，外出从不坐官轿，只一骑一仆，穿着与百姓无异。行走在街上时，偶尔听到避道声远远传来，即刻两手垂直，肃立于道旁，说：“县令，也是我的父母官。”

王杰生活简朴，吃穿用度从不铺张。他在京城的府邸是一个两进四合院，没有花园，陈设也很简陋，和一般士大夫的府宅无异。乾隆皇帝曾经赐赠给王杰一处位于京城中心的豪宅，王杰把它捐给了县府，改作韩城会馆，供去京城出公差的韩城官员及赴京赶考的学子留宿。王杰回乡后居住的“状元府”，是租赁解家的府邸，到了他的孙子王笃手中，才用700两纹银将其购买到手。

相传和珅曾向乾隆皇帝反映，王杰家人在韩城有“三王府”“四王府”，乾隆皇帝密令亲信到韩城核查，发现王杰的住宅竟然藏身在一个狭小的巷子里，有如寒士。当地人觉得这些宅子实在配不上王杰的地位，用姓氏排行开玩笑称其为“王府”。乾隆皇帝因此召见王杰，赏给他纹银三千两，令他修建家宅，王杰婉言谢绝。

十四、荣归故里

嘉庆八年（1803）三月，78岁高龄的王杰告老还乡。

离京之日，嘉庆皇帝赐给他乾隆皇帝御用过的玉鸠杖一觔，御制诗两首，以表尊敬和器重。

其一云：

名冠朝班四十年，清标直节永贞坚。

枢庭久值宣纶綍[1]，讲幄[2]昔从授简编。

归里先参天上佛，杖乡共仰地行仙[3]。

期颐[4]福寿增康健，紫禁重来赴叟筵。

其二云：

屡蒙恩旨秉文衡，艺苑群瞻桃李荣。

直道一身立廊庙，清风两袖返韩城。

先皇手泽常承福，东国灵葠永卫生。

西望渭川云渺渺，鳞鸿时达慰离情。

王杰返回韩城后，居家将近两年，每月均有奏报，而嘉庆皇帝总是逐一朱批回复。时值川楚用兵，嘉庆皇帝在朱批中经常提及军情，京中与各省雨况、麦收等事，就像是家人之间互报平安。

清嘉庆九年（1804）十月，王杰与夫人八十双寿。陕西巡抚方维甸带着皇帝御制诗章、“福绥燕喜”匾额和所赐珍宝登门拜贺。在王杰七十大寿时，乾隆皇帝也曾赐给过王杰一块“赞元锡嘏”匾额。韩城市博物馆至今还珍藏着乾隆、嘉庆两位皇帝赐给王杰的这两块烫金大匾。

十一月，王杰赴京答谢，不久（1805年）病逝于京城。嘉庆皇帝赐谥号“文端”，亲治祭文，赐银两千两，赠太子太师衔，入祀贤良祠。祠联为：“文见长，清风两袖，不畏权贵；端品高，言道一身，敢斥恶邪。”这是对王杰辛劳一生的最好评价。

在王杰生活的时代，西方发生的工业革命已让中国全面落后西方，盛世之下埋藏着深刻危机，中国正处于近代的前夜。而在大清国内，经济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性改观，社会矛盾加剧，民变时有发生。本是可以变法图强，大有作为的时期，但由于乾隆皇帝的好大喜功，以及作为皇亲国戚的和珅长期把持朝政，颠倒黑白，使王杰兼济天下的雄心受到极大压挤，只能勉为其难地为日益没落的王朝进行修修补补。

古语云：“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作为一代状元和首辅，王杰一直在向着这个目标迈进。但是纵观王杰的一生，虽然拥有旷世才学，位极人臣，最终却只落了个“忠清劲直”的清名，喜也乎，悲也乎？

©= 悠远的史记冯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