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文学：破茧化蝶多元共生（文学新地理（13））

●天津“第三代作家”不习惯于既有文学观念的因袭守旧和小说操作层面的循规蹈矩，其展示艺术个性的欲望远远超过自己的前辈

●天津文学与天津这座城市一样，正处在一个由自足、本土转向多元、开放的重要跃升时期

历史上的天津既是毗邻京城的“天子门户”，也是一座中西合璧的北方移民城市，同时还与上海并称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发源地。天津子民大多从冀、鲁、皖、晋等地迁徙而来，由此决定了天津文化的复杂构成和走向。某种意义上，天津文学并非脱胎于天津文化，而是与新中国同步诞生的。尽管旧天津也曾演绎过作为北方通俗小说发祥地与出版中心的“盛世繁华”，其流光溢彩的代表人物刘云若、宫白羽有“言情、武侠津门两大家”之称，但整体来说还处于一盘散沙、自生自灭的状态，很难说拥有自己的文学版图。天津文学真正焕发勃勃生机，与40年来中国改革开放息息相关。

“解放区文脉”到新时期文学

考察天津文学的前世今生，需要更悠长的历史维度和更宽阔的时间坐标。最近几年，中国现代文学馆分别举办了孙犁、梁斌、王林百年诞辰的纪念活动，有意味的是，这几位著名作家皆为地地道道的河北人，孙犁的《荷花淀》《铁木前传》以及“芸斋小说”和文学随感，梁斌的《红旗谱》《播火记》等，已被公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收获。天津文学与河北文学有部分重叠的事实，其来有自，是历史原因使然。

当代天津文学的渊源可以追溯到1949年，伴随着平津战役的隆隆炮声，一批革命作家和进步文化人与各路解放大军同时进城，并“接管”了天津文学界。不算在津短暂工作过的阿英、陈荒煤、周巍峙、郭小川等文艺界领导，小说家孙犁、梁斌、王林、方纪、袁静、雪克(孙振)、柳溪、杨润身等，“七月派”诗人鲁藜、阿垅、芦甸等，多来自晋察冀、晋冀鲁豫解放区或延安。他们落户天津后，以反映革命战争岁月为己任，支撑起“解放区文脉”并辐射全国，天津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成为革命战争题材小说的“风水宝地”。以他们为主体，加上有中国现代派诗歌奠基者之称的“九叶派”著名诗人穆旦、域外驰名的世界语诗人苏阿芒、归侨小说家高云览等，这些来自天南地北的作家构成新中国成立后的“天津第一代作家”，形成了一道特殊的文学风景线。

天津文学得以“破茧化蝶”，聚集起声势日壮的地域文学方阵，还是源于新时期中国文学大潮带来的时代契机。

承前启后的现实主义景观

上世纪后半叶，特别是70年代末到80年代以来，一批老作家劫后重生，纷纷复出的同时，继往开来的“天津第二代作家”也在迅猛崛起。他们既有对宏大叙事的依托和驾驭，也有对具体人性的描摹和勾勒；既有对遥远历史的虚构和想象，也有对现实问题的针砭和追问，为天津文学的破茧化蝶和蓬勃发展起到了某种拓荒作用，其中的领军人物是蒋子龙与冯骥才。

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开拓者》《拜年》《燕赵悲歌》《农民帝国》等小说开一代风气，奠定了他在“新时期”改革文学中的“旗手”地位，其雄奇硬朗、铁马金戈的叙事风格独标一格，深具影响力。冯骥才最初以“伤痕”小说《铺花的歧路》崭露头角，先后参与新时期小说的实验风潮，并长期致力于描写天津卫清末民初市井百态，《神鞭》《三寸金莲》以及《俗世奇人》系列独辟蹊径，宝刀不老。航鹰游走于文学主潮边缘，雅俗兼备，其《金鹿》《明姑娘》《东方女性》《前妻》等小说多写于上世纪80年代中前期，能在短短几年描绘出一片自成气候的小说风景，值得称道。“弃诗从文”的林希厚积薄发，潜心打磨出《买办之家》《相士无非子》《小的儿》《高买》等脍炙人口的作品，提高了“津味”小说的海拔高度和地域影响指数。杨显惠每年都要风尘仆仆地返回甘肃老家打捞历史遗迹，《夹边沟记事》与《定西孤儿院纪事》以扎实的白描内功展示了罕见的思想厚度和人性深度。鲍昌的《芨芨草》《庚子风云》、吴若增的“蔡庄”系列、王家斌的“海洋”系列、汤吉夫的“高校”系列等作品，丰富了“后文革”时代的天津文学的库存。他们未必都是土生土长的天津“土著”，但其成长背景、人生经验、师承借鉴和文学观念，或多或少地都与天津这座城市有着剪不断的复杂关联。

锐意探索的多元化格局

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赵玫、肖克凡、王松、李治邦、李唯、李晶，60年代出生的武歆、龙一、尹学芸、秦岭、狄青等“第三代作家”不习惯于既有文学观念的因袭守旧和小说操作层面的循规蹈矩，其展示艺术个性的欲望远远超过自己的前辈，并已经具备了精英写作的潜质。

对于赵玫而言，形式往往也是内容，无论是反映都市知识女性的《朗园》《秋天死于冬季》，还是取材于古代历史人物的“唐宫三部曲”(《武则天》《上官婉儿》《高阳公主》)，皆显示出摇曳多姿、辨识度极强的文本风采。如何从旧工业小说模式中突围，一直是肖克凡小说的探索要义，《最后一座工厂》描写了经济转轨中的“国企”命运，《机器》《生铁开花》则为一座老工业城市的历史变迁做了精彩的文学记录。王松深谙小说叙事精义而别具寓意，《红汞》《红风筝》多层面切入“文革”叙事，《双驴记》等后知青小说则深刻展示出人与社会的尖锐冲突和人性扭曲。李治邦的《暗示》《巴黎老佛爷店》等小说，融故事与风俗、味道于一体，精妙点染出多姿多彩的地域文化特色和当代流行生活。

武歆为寻求小说叙事的创新之门始终锲而不舍，《陕北红事》《延安爱情》《归故乡》的故事发生在大时代的缝隙，大洪流的边缘，大背景的角落，视角“诡异”，深味隽永，拓展了另一种叙事空间和可能性。龙一进入隐秘而惊魂的历史事件书写，一向从容不迫，别有兴致，《长征食谱》是对长征叙事举重若轻的大胆想象，《潜伏》则是对红色谍报题材的诱人探索。尹学芸近期异军突起，风姿绰约，举凡底层疾苦、官场生态与知识分子纷争等社会景观尽在笔端，《士别十年》《李海叔叔》《天堂向左》等作品表明，她已经找到了独特的小说叙事之魂。秦岭个性化的小说叙事极具当代性和现实感，《皇粮钟》《吼水》《天上的后窗口》活色生香，野趣横生，在展示西部风情画卷的同时，也表达了对中国乡村现状的迷茫与痛思。

散文随笔与诗歌写作在多元化的天津文学格局中别具风光。孙犁作为当代散文随笔大家有口皆碑，此后，蒋子龙、冯骥才、谢大光、贾宝泉、冯景元、任芙康、肖克凡、武歆、周凡恺、狄青、秦岭等新老作家笔耕不辍，风生水起，已形成题旨纷呈、千姿百态的写作群落，活跃于全国各类报刊。他们未必以书写天津风土见长，却在建造各自的散文随笔家园中而各显身手。

鲁藜晚年屡有诗作问世，林希写出泣血之作《无名河》。上世纪80年代以来，伊蕾的《独身女人的卧室》《流浪的恒星》《三月的永生》、徐江的《杂事诗》等，由于分别介入历史反思、灵魂拷问和伦理维度，表现出不同凡俗的诗学魅力，为当代中国诗史增添了值得书写的一页。

就整体而言，作为新时代中国文学的一方重镇，天津文学与天津这座城市一样，正处在一个由自足、本土转向多元、开放的重要跃升时期，机遇之神与希望之光并存，它的未来无疑充满了令世人期待的悬念和魅力。

(作者系天津作协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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