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变四十年，它的故事，从17位中央领导人签字开始

　　May I help you，sir？
　　文丨华商韬略陈斯文
　　2014年4月21日清晨，一架达索猎鹰900私人飞机落在了北京。
　　飞机的主人是马斯克。此次来京，马同学准备拜会中国科技部，争取实现两个目标：让特斯拉充电桩进入中国，让特斯拉汽车享受低关税。
　　不管使命多重，旅行者总要先解决个人问题。所以马斯克的北京第一站，不是海淀区复兴路乙15号，而是朝阳区侨福芳草地。
　　他要先去怡亨酒店Check in。
　　【政治学】
　　马斯克入住的时候，怡亨酒店才开业不到一年。
　　它的背后，是SLH联盟，一家跨越90多国的奢华酒店管理集团。SLH是个缩写，全称牛皮哄哄：Small Luxury Hotels of the World。
　　SLH下属的酒店，基本上就两个特点：特别、精致。一眼望去，过目难忘。怡亨最大的卖点是“艺术感”，连走廊里都摆着达利和安迪沃霍尔的画。最大的澜池套房有200平方米，从客厅就能看见游泳池。
　　新、贵、特别，正对得上马斯克个性新贵的口味。
　　但正如姜文电影《一步之遥》里，大帅公子武七不懂美食的锅气，New Money马斯克也不懂京圈酒店的霸气。
　　在北京，顶级酒店曾经是门政治学。
　　1978年，中国接待入境的外宾达180多万人次，1979年又猛增到420万人次。但北京勉强符合接待外宾标准的饭店只有7家，床位不过1000张。
　　在条件最好的北京饭店，门口常有一景：各部委外事办的同志为了搞一个房间，拎着介绍信从清晨开始排队。即便如此，许多外宾还是要挤在饭店大堂里过夜。有些外国客人一下飞机，干脆先拉到景点游览一圈，奔波堪比老年购物团。
　　1979年，卡拉扬率柏林爱乐乐团来华演出，见惯大世面的指挥家给北京饭店提了个要求：一人一房。
　　全京千床的条件下，这个要求近乎敲诈。文化部只能拿出这样的接待方案：卡拉扬和9位乐团主创一人一房，其他220人入住前门饭店。
　　但没想到北京饭店根本不买账，给出的理由也很难反驳：乐团总监不能和国家元首一个待遇。经过多方协调，直到乐团落地前3小时，饭店才不情不愿地拨了十个标间。
　　饭店傲气十足，加上不太懂得鉴赏交响乐的观众，让零出场费演出的卡拉扬颇为不爽，直接甩下了一句“再不来中国”的气话。
　　酒店问题，得到了总设计师的关心，他的解决思路就是“广开门路”。1979年，他在一场谈话中这样说：“搞旅游要把旅馆盖起来，下决心要快，第一批可找侨资、外资，然后自己发展。”
　　所以80年代初的国务院，存在过一个特殊机构，名字就叫“利用外资、侨资建设旅游饭店领导小组”，听着不太高屋建瓴，挂帅的却是副总理谷牧和陈慕华，执行的是侨办主任廖承志，连办公室主任都是旅游总局局长兼任。
　　接下来，就是一场后世New Money看不懂，也唱不出的大戏了。
　　1980年6月，建国饭店在北京破土动工。因为涉及合资，批件辗转17位中央领导人。想不到动工时又碰了钉子：工地后面是国务院家属区，居民觉得，饭店盖起来挡光扰民坏风水，所以不！准！建！
　　工地白天竖起篱笆，晚上就被连根拔，连搅拌机都被掀翻。直到廖承志打给中央打报告，惊动小平同志一锤定音：“有理也不得取闹，何况无理！”
　　直到今天，当行人路过建国门外大街时，还是可以看到一边四层半，一边九层的建国饭店，至于为什么只盖到九层，就是为了“在日照最短的冬至日，阳光也能照到附近居民的一楼窗户。”

　　1980年，红色船王包玉刚准备捐给北京1000万美元，用来建饭店。
　　两年前，包玉刚第一次来北京，找宁波老乡旅游总局局长卢绪章走了后门，在北京饭店开了间房。住进去才发现，他们夫妇只有一个套间，随行人员一律自行安排。
　　第二年的7月4日，兆龙饭店在白家庄奠基，名字来自于包玉刚的父亲包兆龙。工程由国务院特批，直接列入当年中央部委在京建房计划。两天后，包玉刚现身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小平同志亲手接过船王面呈的1000万美元支票。

邓小平和包玉刚
　　只有“心系祖国建设大业”的爱国商业巨子，才能得到顶级礼遇。四年后，兆龙饭店落成，邓小平、杨尚昆、万里、谷牧等中央领导人亲自出席典礼，头一天的开业晚宴，60多位部委领导悉数到场。
　　早年京圈顶级酒店特殊的一面，是统战爱国同胞的需要；另一面，则是彰显改革开放的决心。
　　当建国和兆龙还在筹建时，耗资7500万美元的长城酒店，已经在东三环的使馆区开工了。作为国内第一座中美合资五星级酒店，起手就是国际一流的大型旅游饭店标准。

中美双方出席长城饭店开工仪式
　　827间客房，由喜来登集团负责管理。全镜面玻璃外墙，在阳光下明照东三环；4部观光电梯，可以直升82.64米的顶层餐厅，也直击一位29岁男青年的内心。多年后，念念不忘的海岩在电视剧《永不瞑目》里，专门安排了一场致敬戏码——袁立和陆毅在顶层餐厅吃完自助餐，乘观光电梯开启了逃亡之旅。
　　在当时的北京，长城饭店绝对独一无二。以至于1984年来华访问的里根夫妇，虽然住在钓鱼台国宾馆，却把答谢会设在了长城，作为整个访华行程的圆满收官。
　　因为承载了大量外事使命，这些无数政要出没的酒店，在当时对普通人充满神秘色彩，很多北京人甚至觉得，自己一辈子都不会有机会走进它们的大门。
　　在整个八十年代，京圈顶级酒店轰鸣而起，弦外之音却是开放的政治号角，而非消费的商业笛声。
　　在北京，有建国、兆龙、长城、长富宫、贵宾楼，还有大马商业巨子郭鹤年带来的中国大饭店和香格里拉；在上海，有与浦东大开发同年，由锦江集团和日本野村证券集团合资的花园饭店，和新加坡文华集团合资的锦沧文华酒店，在广州，则是人尽皆知、由霍英东先生投资的广州白天鹅宾馆……顶级酒店在解决实际问题的同时，也被赋予了对外开放风向标的意义。
　　商业之外的政治学，正是那个特定时代的产物。但很快，无论是紫禁之巅、黄浦江畔，还是白云山下，都会迎来一个堆金砌玉的商业时代。
　　【商业化】
　　长城的荣耀，没能持续太久，它很快就被1.8公里外、一家同处亮马河畔的酒店盖住了风头。
　　这就是1988年正式启幕的昆仑饭店。

　　它拥有真正的顶层旋转餐厅（因为技术原因，长城的不会转），它拥有直升机停机坪，拥有突破百米的恢弘楼身。更令人惊叹的是那里的餐饮——有还原了圆明园场景的中餐厅，有日式村落凌驾于室内流水之上的“东京日料”，还有主打韩餐的新罗餐厅，吃越南菜的“别墅芭蕉”……直到今天，168元一位的自助早餐，都是东城公子哥的优选。
　　顺便插一句，那位对长城饭店钟情不已的海岩，机缘巧合地当了昆仑的副总经理，因为能签单，昆仑又成了王朔、马未都一帮文学青年的根据地。
　　但昆仑的风光比长城更短，一年后，全北京的目光，就被金鱼胡同8号吸走了。
　　1989年登场的王府饭店，距离天安门只有2.5公里，它用传统的飞檐斗拱房顶，呼应着不远处的紫禁城，而在大堂里，石拱桥、仿唐三彩和路易十六宫廷风格的坐席巧妙连接，恰似一个象征：中国正尝试着和西方世界接轨。

　　随后，王府饭店仿照着香港半岛酒店的格局，将地下一二层改造成了精品廊。LV、Gucci、Zegna、Chanel等奢侈品牌相继入住，它们的目标消费群先是外国游客，随后便开始给手握大哥大、腰包里塞满现钞的中国人，带来最早的奢侈品启蒙。
　　但真正让王府饭店在老百姓心中扬名的，当属它的“RR车队”。
　　1992年，王府饭店买了两辆劳斯莱斯银刺，作为总统套房客人的服务用车。它们的号牌，分别是“北京01-G8888”、“北京01-G9999”。如果不是酒店住客，预定这两辆劳斯劳斯的价格是500美元一天。每三个月，香港的劳斯莱斯代理商就会上门养护，一次3000人民币，每年的保险费用则是7万人民币。

　　要知道，这是90年代，普通人工资只有几百元的90年代。
　　相比王府饭店的豪气，1992年开在燕莎中心的凯宾斯基酒店，看着多少有些朴实无华，考虑到德国人厚重敦实的风格，只能说线条简洁和实用主义都合情合理。尽管如此，设计师还是在努力讨好中国观众——酒店大堂前的眼镜蛇雨棚，硬是连接了一座汉白玉桥。
　　而另一家国际大牌的示好更直接，和外交公寓隔路相望的北京希尔顿酒店，开业庆典上不仅安排了舞龙舞狮，还请了一个中西合璧的开业主持——当年中文讲得最好的老外，大山。

　　和包玉刚、霍英东相比，老外没有无私爱国的情操，他们只有一门心思：抓住这个国家正在崛起的市场，抓住那些先富起来的中国人，让他们住进大酒店。
　　随后的几年里，即便在北京，商业化也已经彻底取代了政治上的意义。
　　1997年，改造而来的北京瑞吉酒店挂牌营业。要知道，它的前身是北京国际俱乐部饭店，再往前，是以高干活动的网球馆著称的北京国际俱乐部。1985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在这里和来访的美国副总统老布什一起下场，用一次“网球外交”，成功把中美关系推上了一个新台阶。
　　尽管北京的商业氛围越来越浓，但历史自有它选择的走向。只有浦江之滨，才能诞生真正的洋场。
　　尽管被压抑了40年，但根植上海人心中的商业文化和消费基因，却只会蛰伏，不会消灭。60年代后期，百货公司墙上被贴了大字报，围观群众不满道：往哪贴都行，但请别糊住橱窗。
　　在上海，资格最老的顶级酒店是1986年开业的华亭宾馆，它瞬间就获得了上海人民的敬仰。

　　华亭落在当年还是一片荒地的徐家汇，每天入晚，宾馆外立面流光溢彩，是徐汇最璀璨的地标夜景。无数上海小囡指指点点，夜风中回荡着“华亭老漂亮格”。徐汇新村的居民介绍住址，从来轻描淡写：华亭宾馆边上。
　　建成当年，华亭就和喜来登签了10年的委管合同。当过中方董事长的赵仁荣讲得很清楚：喜来登有成熟的营销资源和国际渠道，华亭一开业，就能顺利进入国际市场。

　　做生意的算盘，显然还是上海人打得更精。
　　1988年6月的《外国经济与管理》登了篇学术论文，华亭成了好榜样：“由于中外双方合作得很好，企业在1987年营业利润达到一亿多元人民币，平均每个员工创汇2万美元。”
　　上海“老法师”的算盘，岂能只用钱来衡量。他们不仅看中了喜来登的渠道，也看中了它的管理经验，它管理下的华亭，就是全上海最好的现代酒店人才培训中心。
　　在华亭，有全套的操作流程，细致到每个岗位的标准动作，有全上海酒店业第一本员工手册，做错什么、怎么处罚，写得清清楚楚。它的首批2000多名员工人才辈出，给全国输送了200多部门经理，超过70位酒店总经理。
　　有位外资酒店经理回忆过一个细节，她在面试一位客房保洁时，问了一句：“侬老早是撒酒店册来额？”
　　只见对面的阿姨不卑不亢，只是腰板笔直说了五个字：“吾是华亭额！”
　　有这样的底气，华亭可以在1992年卖360元一桌的婚宴，10块钱一罐的可乐。在华亭吃一顿年夜饭，需要从中秋节开始预订。但上海人不在意——只要走进华亭大堂，就是朋友里最老卵的那个人。

　　华亭的春风一吹十多年，斯皮尔伯格、基辛格乘风而来，又兴尽而归，直吹到新世纪的门槛，才被一座高山挡住。
　　这就是1998年落成的上海波特曼丽思卡尔顿。挟上海商城之威，它不仅轰动了静安寺与南京路，也轰动了全上海。从世纪之交开始，波特曼丽思卡尔顿就是沪上名媛的打卡圣地，唯一有区别的是，那个时代的名媛既不拼团，也不拍照。

　　对于上海乃至中国酒店业，波特曼丽思卡尔顿的意义更在于它的客房布局。进门左转卫生间、右手衣帽架、独立淋浴间而非浴缸上加个花洒、2米大床正对电视、电视侧办公桌、床侧单人沙发……这个听着熟悉的客房布局，就是日后国内四五星级酒店的样板间。

　　但一山更有一山高，一年之后，金茂凯悦拔地而起。它一出生就身背“三高纪录”：凭着全球最高的酒店、全球最高的大堂、全球最高的中庭，凯悦一举成为世界酒店业的新贵。
　　2000年前后，上海出现了一批真正的国际大牌五星级酒店，它们在硬件上基本追平了国际水准。包括波特曼丽思卡尔顿、浦东香格里拉、金茂凯悦、浦西四季、以及稍晚的瑞吉红塔和明天广场JW万豪。
　　除了香格里拉，其余品牌都是第一次进入中国大陆。老外敢于接二连三抢滩上海，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上海正成为中国的金融商业之都，而外企又是最活跃的成员。

　　1999年远非昔比，用“在华办事处”和“首席代表”试水生意的玩法成了昨日黄花，会说中文的新加坡人和香港人取代了欧美高管。
　　苏州的高新区向APEC成员国开放，新名字叫作亚太科技工业园。花旗银行的中国区总部从香港搬到了上海。施耐德电气在上海的业务架构，能顶得上第二总部。在通用电气，有位副总裁学会了一句诗词，得意洋洋地在同僚中传播。那句诗叫作：“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几乎所有跨国大企业的董事长，都认定中国有全世界最大的市场，而上海就是他们登陆中国的第一站。
　　商业活动的加持，让顶级酒店的繁盛成为必然。也正是靠这些酒店，上海在1999年底气十足地举办了财富论坛，又在两年后召开了APEC会议。
　　越来越多的新元素被纳入上海的顶级酒店，大面宽的客房、专职管家、女性楼层、更大的开窗面积、同时配备单双人沙发、最大尺寸的浴室空间、不再一片空白的床头背景墙、包含有氧和无氧运动设施的健身房……上海不只拥有国际大牌，还成为了整个行业的试验场。
　　2004年，F1世界锦标赛在上海举办，十多支财大气粗的车队吃过见过，但上海的顶级酒店早已严阵以待，从行政酒廊到客房服务不输半招。何况除了钱场，车手们还能得到人场——四季酒店的大堂门外，等待舒马赫的车迷从来就没散过。
　　从表面上看，上海在顶级酒店的商业化上引领全国。但从更大的格局上看，谁能站上中国高端酒店的业态顶端，却是个很难下定义的问题。
　　【资本论】
　　2006年的北京，西城金融街一口气开出了三家重磅酒店，洲际、威斯汀和丽思卡尔顿。整齐划一地走了高端商务路线——它们的客群是过来交材料，排队等过会的IPO董监高。
　　给一群心急火燎的老板安排圆浴缸和度假泳池，显然不是什么好选择。
　　金融街的特定消费场景，只能催生局部行情。到2008年，北京才迎来了真正的大阵仗。
　　这一年，希尔顿在王府井开出了新店。比起地段，更引人瞩目的是它的房型。13米的长度，让希尔顿拥有了顶级酒店中最长的标间，因此能轻松布局一个希尔顿品牌罕见的步入式衣帽间。
　　在08年的奥运献礼热中，希尔顿只是一朵不大不小的烟花。柏悦、瑜舍和颐和安缦，才是当之无愧的“奥运年三杰”。立在房间中央的盥洗台、全落地玻璃包围的更衣间，敞入房间的浴缸……设计师们似乎一下子开了窍，争先恐后地搞颠覆。
　　但你想不到顶级酒店的设计改善，有时候还和制造业有关系。因为京东方的大举扩产，面板行业打起了价格战，这又引发了平板电视的降价普及。碍事的电视柜从此消失不见，床前空间一下子宽裕。从那开始，设计师们才有了更充分的空间，去施展他们的想象力。
　　比设计师更奔放的，则是那些酒店品牌背后的集团，资本开路，品牌升级，每个可以容纳顶级酒店的城市，都成了拍卖式投资和软硬件灵感的竞技场。
　　2010年，柏悦保持了两年的京城最高纪录，被国贸大饭店打破。2012年，四季酒店开在了凯宾斯基身旁，用蝴蝶幽谷一样的中庭，拿下无数女士芳心。2013年是预备了红丝睡袍的康莱德，以及马斯克住过的怡亨。2014年是北京华尔道夫和北京瑰丽，前者的客房用了烤漆墙面，后者则是老树新花——京广中心丢掉“京城第一高”很多年，又重新成了网红新阵地。在下午三点的瑰丽大堂吧，总能看见先团购、再拍照，最后把椅子P歪的下午茶爱好者。
　　在深圳，瑞吉在2011年抢走了当时第一高楼京基100的最顶端，每上一层，楼层面积就小一圈，房型之多也堪称一绝。但据说企业高管们不太喜欢，因为“没有进步空间”。相反的例子是2013年入驻广州的文华东方，有些房型室内有根柱子，反倒很讨喜，因为谐音“靠得住”。
　　最近的十年里，顶级酒店在北上广百花齐放，在三亚海湾跑马圈地，也绝不放过成都武汉这些新一线城市。以至于只有最有实力和兴趣的酒店爱好者，才有余力去试验北京璞瑄、前门MO、宝格丽的特色。
　　要在中国八大菜系里准确地评出谁是头名，几乎是件不可能做到的事情。要在中国700多家五星酒店里选一个冠军，同样困难重重。
　　最大的困难，是没有标准。
　　很多时候，价格当然可以代表品质。但你很难因此断定，6万一夜的北京瑞吉总统套房，就要比10万一夜的其他品牌差。至少奥巴马和特朗普不这么看，他们的访华之旅，都默契地选择了瑞吉——安缦是东南亚品牌，宝格丽来自欧洲，不管价格有多贵，血统上都不能代表美国总统。
　　历史沉淀当然可以拿来说事，却也很容易陷入大牌误区。比如王府饭店改成了王府半岛酒店，并在2006年重新装修。但装修改变不了客房格局，早年的建筑结构决定了客房的尺寸。31平方米的面积放在30年前，是国内最好的客房，放在今天只能达到准四星的标准。在一众半岛品牌里，怎么看都是最局促的那个。
　　所以老五星们无论怎么努力，终究赶不上新贵们的硬件。这不是掉队，而是行业演进的必然。
　　服务品质和特色，自然也是重要参考因素。比如半岛的RR车队，比如独有的餐饮——侯新庆主厨江南灶，南京香格里拉就因此独领风骚。李嘉诚东方广场下面的东方君悦，除了门口的大喷水池，招牌还有“北京最好吃的烤鸭”。但只凭服务员的无微不至和菜品好吃，显然也没有斩钉截铁的说服力。
　　更不堪提的是，在顶级酒店的江湖里，你几乎看不到本土品牌的身影。
　　英国品牌评估机构“品牌金融”（Brand Finance）发布2022年度“全球酒店品牌价值50强”榜单，排在前50的品牌有4个中国牌子：仅总部在中国香港的香格里拉名列第7位，锦江、汉庭和全季，分列28位、33位和40位，但主打都是经济型。

　　如果你仔细看，会发现所有的顶级酒店品牌都属于外国集团。嘉道理家族、喜达屋、万豪、希尔顿、香格里拉……本质上，这些集团在输出资本的同时，也在输出自己的经验和模式，一边自己圈地收租，一边赚走中国业主的钱。
　　2022年，上海华亭宾馆发布公告，宣布从2月16日起开始歇业。从此之后，江湖再无华亭，只剩下这家酒店的传说。很多上海人自发来到华亭，吃一顿饭，住一夜房，用已经可以负担的消费，去陪伴这家酒店最后的日子。
　　他们也可能在纪念一段岁月，一段商业渐起，蒸蒸日上的岁月。
　　从建国饭店开始，四十年过去了，跟时间一起走过的，是一个更加昌盛的商业中国，在顶级酒店的映照下，紫禁之巅依然肃穆，浦江之滨继续风光，白云山下更加快活。
　　关于谁才是中国顶级酒店的王者，争论或许还会持续很多年。几时能拥有本土顶级酒店品牌，最可靠的预测，或许是“后人自有后人福”，或许是当中国消费者不用再去追随谁，不用再向世界证明什么才是奢华。
　　迎来那一刻的奥秘，既握在你我的手里，也藏在你我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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