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华山医院哈佛楼出发，上海女婿马伯庸挖掘上海大医传奇

“当时是去华山医院参加一个活动，医生朋友说去参观一下院史馆——我心想，一个医院的资料室能有什么呢？走到那栋楼，建于1910年的哈佛楼曾是华山医院的门诊楼，我的脑袋‘嗡’一下响了。”回想起5年前的这件往事，作家马伯庸依然印象深刻。

那一刻起，一颗种子埋下了。直到5年后，2022年，80万字《大医》分“破晓篇”“日出篇”，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博集天卷联合出版。这是马伯庸迄今体量最大的一部作品。

“创作的过程很艰苦，也非常欢快，我希望把这些感动传递给大家，让更多人知道，在当年曾经存在过这么一群血肉之躯。”在首场新书分享会上，马伯庸如此表示。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严锋则评价：“这是马伯庸的一次华丽的转身。”

1907年，留学英国剑桥归来的慈善家沈敦和呈给晚清政府的奏折，在沉寂多年后，终于批了下来。“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暨医学堂”成立，第一家中国人自己创办的医院就这样在上海诞生。“一家贯穿了整个近代史的医院，一定有很多故事。”这是马伯庸的直觉。

爬梳大量资料、学习相关医学知识之后，2019年12月31日，马伯庸在键盘上敲下小说的第一页。“这之后，全世界进入疫情时代。因为这部小说写作的难度，我打过退堂鼓，但心里的确有一种责任感，想把中国医学工作者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910年的上海，一个在日俄战场上死里逃生的东北少年、一个在伦敦公使馆里跑腿长大的广东少年、一个不肯安享富贵的上海少女——这三个出身、性格、际遇各不相同的年轻人，同时踏入一所刚刚成立的医院。这是《大医》的三个主人公。小说人物虽是虚构，但代表了当时从事医学事业的三种人。

“医学是人学，文学也是人学，有着天然的联系。马伯庸是历史小说作家，我们常说，文学是历史的横切面，切开让你看到里头的血肉和筋脉。这是一种比喻，而在《大医》这部作品中，马伯庸是真的用手术刀切开了血管。”严锋说。

写《大医》，马伯庸有过心理斗争。最纠结的就是，自己并非医学专业出身，能把专业知识写准确吗？最终，他还是被叙事的欲望推入创作。他坦言，尽管已经做足心理准备，但依然大大低估了创作的难度。《大医》从清末一直讲到新中国建立，每一个时代的医疗发展情况都不同，医疗常识和手段也和当下的认知很不一样。比如，1900年才有血型的概念，1911年才普遍接受输血需要匹配血型。再如，青霉素（旧称盘尼西林）1943年才在美国实现量产，1945年前，中国还是靠磺胺来抗菌。诸如此类细节的把握，书中还有很多。“作为历史小说，有先天的缺陷，那就是现代读者与历史的距离。如何让读者进入当时的历史，怎样让他们相信我写的故事？就是要把一个个细节做到位。”

“这是一部张扬理想主义的小说。理想主义容易写得高调、空洞，甚至进入某种模式、口号，《大医》并非如此。”严锋认为，令人信服的科学基础、底层逻辑和真实的细节，是马伯庸的“看家本领”，也是激起读者共鸣的基石。同时，对喜欢马伯庸过往作品的读者而言，这部小说中依然能看到熟悉的手法，比如如何去解谜，如何去闯关，甚至是马伯庸最拿手的“三国逻辑”——三位主人公都有自己的特长，在拯救生命的场景中，轮番上阵，“组团打怪”。

“《大医》有可能改变当代文学的生态环境，也有可能改变当代文学史的走向。”《收获》主编程永新解释，当代文学到了需要融合的时代，传统意义上的“纯文学”应该向其他门类学习。“马伯庸的小说以大众所知的历史为起点展开想象，融入密集的知识。《大医》抓住了一个特别的‘扶手’——关乎每个老百姓的医学，对今天的读者来说，既是历史小说，也是现实小说。如何定义好的叙事风格？如何定义文学？作为当下一个现象级作家，马伯庸站在中国小说的拐角处，值得文学界、批评界研究思考。”

对话马伯庸

问：《大医》中的主人公有原型吗？

马伯庸：《大医》里的三个主人公代表了当时慈善医生的三个来源，没有1:1的原型。书中有一个人物——院办曹主任，参考了我熟悉的主持人曹可凡。书里的曹主任体型比较圆，喜欢笑，一笑眼睛就看不见了，喜欢戴黑框眼镜、礼帽。在尚未出版的“日出篇”里，曹主任的结局是我写来特别感动的。这个在历史进程中总是“站错队”的人，面对日军对中国医生的戕害，一改唯唯诺诺的样子，勇敢地站了出来。

我从小看曹可凡老师的节目长大。有一回在饭局上碰到曹老师，跟他一说，他还挺高兴。当事人都不在意，我就更高兴了。

问：你的很多作品被改编为影视剧。这部作品出版后，也有很多读者觉得，这部彰显理想光芒的小说，值得被搬上银幕荧屏。

马伯庸：我的工作是把作品写完，后续的开发，就交给专业人员。不过，这部小说的改编难度非常大，从清末跨越到1950年，且不说演员本身，所涉及的场景和大时代背景，都是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和资源才能实现的。

作为一个小说家，这些事情不需要我去头痛。我的工作就是写出一个好的故事，恰如其分地表达我想表达的。

问：《大医》是有关上海的故事，在你眼中，上海人是什么样的？

马伯庸：我大学是在上海读的，在上海外国语大学读了两年。我太太是上海人。原来我对上海人的刻板印象和大部分北方人差不多，接触下来，上海人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现代意识、契约精神，还有恰到好处的分寸感，相处起来不累。

说到《大医》，要写出100年前上海的氛围是很难的，要写现在的上海人其实也很难。写这部作品，我在第一时间买了四本写不同时期上海的书。到上海图书馆翻了一个月《申报》，就是为了体验当时上海的氛围。这种感觉，必须要读当时的报纸、看广告里的用语、看社会新闻才能得到。

我写《长安十二时辰》，有位读者说对西安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去西安花了很长时间游览，现在成了唐代的专家，对西安的一砖一瓦都有特别专业的了解，这让我感到荣幸。《大医》出版后，有个读者在网上写，他把书中提到的场景都走了一遍。确实，我写小说的时候，也是把上海真实存在的建筑、很多不为人知的遗迹走了一遍。能从小说中读到自己生活的真实的上海，这种沉浸感和共鸣感，是这部有关上海的小说想提供给读者的。

问：小说中也出现了不少真实的历史人物。

马伯庸：中国公共卫生的先驱颜福庆先生、红十字会总医院的创办者沈敦和先生、上海第一家女子专科医校——女子中西医学堂校长张竹君女士，这三位在中国医疗史、慈善救济史占据重要地位的人物，是我满怀创作热情书写的篇章。他们三个人都带着故事基因、故事风范，我试着用自己的笔触，借着原创的主人公，把与他们有千丝万缕关系的这三个历史上真实人物的故事带出来，也是表达对医学界前辈的敬意。

问：书中三位主人公机缘巧合进入了医院。对今天的年轻人的职业选择有什么建议？

马伯庸：年轻人的选择一方面要根据自己的能力，一方面要看到大时代的趋势。书里的三个主人公，按照个人能力来说，都是有各自的前途的。他们既应和了时代的发展，也有自己的坚持，做出了不违背本心的选择。

其实，看当时的资料，我也好奇，在那个年代，做医生是投入远远大于产出的。人类的本性是趋利避害的，书中的主人公做出这样的选择，可能有读者觉得，是不是编出来的？在当时，就是有一大批医生义无反顾地做出了不符合个人利益的选择。

比如颜福庆先生，他从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去南非给华人矿工看病。这段经历，对他的个人利益毫无帮助，甚至会危害生命，但他就是这么做了。这本书之所以叫《大医》，和颜福庆先生的经历有关系。大医，不只是医，还有“大”，就像金庸笔下的郭靖所说，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问：微博上看到一个评论说，有底蕴的单位都应该请马伯庸这样的作家看一下他们的资料室，有可能就会成就一部很好的作品。《大医》之后，有什么样的创作计划？

马伯庸：写《大医》加上调研，差不多用了三四年。之后，我想换换脑子，写一个和《大医》完全不同的时代、完全不同的故事，让自己完全“休息”。

《大医》也是历史小说，历史小说这条路我会继续走下去。中国历史源远流长，每个时代都有大量好素材。我搜集了很多这样的素材，现在还处于素材很多、想法很多、产能有限的状态。所以，会把历史小说持续写下去。
图片来源：主办方提供
来源：作者：施晨露顾奕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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