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坦尼克号事件110周年：沉船上的中国幸存者后来怎么样了？

110年前的今天（4月10日），世界上最大的邮轮“泰坦尼克号”开始了它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航行。

这场著名的海难已经成为了人类20世纪最难忘怀的公共记忆之一，尤其自《泰坦尼克号》电影于1998年在中国公映之后，这艘永沉海底的巨轮也承载了许多中国人的共同回忆。然而鲜为人知的是，那艘船上还有8名中国乘客，而且其中6名得以幸存。甚至《泰坦尼克号》电影结尾，杰克与罗斯生离死别情节的拍摄灵感，也来自于一位中国人漂浮在沉船残骸上求生的真实记录。

“泰坦尼克号”上6位中国幸存者其中四位的照片。

“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幸存者，最早能够追溯的资料只有海难发生后西方媒体的零星报道，以及“泰坦尼克号”个别幸存者的回忆和证词：有人说他们是偷渡者，从一开始就藏身救生艇中；有人说他们是靠假扮女人混上救生艇；还有人说他们被枪指着，宁愿被打死都不愿下救生艇……

在之后近一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中，几乎没有人关心这些相互矛盾的指控背后的历史真相。十年之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程巍曾出版了一本《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佬”》，从文化学的角度分析当时西方新闻报道如何虚构中国幸存者的“卑劣逃生经历”，以及丑化中国人背后的种族主义想象力。除此之外，关于中国幸存者的调查和研究寥寥无几。

《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佬”》，程巍著，漓江出版社2013年版。

去年，由罗飞执导，詹姆斯·卡梅隆监制的纪录片《六人-泰坦尼克上的中国幸存者》在中国上映。影片跟随调查队，追寻这六位中国幸存者死里逃生的经历和人生轨迹，拆穿被掩盖一个世纪之久的谎言，在国内引起了广泛关注。一年之后，海事历史学家、纪录片的首席研究员施万克在新近出版的书籍《六人》中揭开了追溯这段尘封历史真相的艰辛过程。

通过海量档案资料、口述史研究和亲身参与的模拟实验，施万克在书中试图为这段历史翻案：这些中国幸存者绝非是“懦夫”或“偷渡者”。他们是“泰坦尼克号”事件中最不起眼的注脚，直到那个难忘的夜晚过去一个多世纪后，这些中国幸存者终于有机会在中国和“泰坦尼克号”的历史上重新获得他们应有的位置。

纪录片《六人-泰坦尼克上的中国幸存者》海报。

相较于同名纪录片，《六人》这本书更为立体地呈现了六位中国幸存者在海难之后的人生际遇。沉船事件前不久爆发的辛亥革命如何影响了中国南方的劳工？美国的《排华法案》和其他西方国家类似的排华政策如何让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移民深陷时代的不公和命运的倾轧？这些中国幸存者及其后代移民又是怎样融入到不同国家中的？这六位中国幸存者的艰辛坎坷的人生之路，正是那个人口变迁、种族主义大背景下海外中国劳工群体的缩影。

在下文中，我们经出版社授权节选了《六人》的相关段落，试图串联起其中一位中国幸存者方荣山的人生轨迹。方荣山很可能是泰坦尼克号上被救下的最后一人，他在木板上的求生故事成为了著名电影桥段的创作灵感。和其他几位中国幸存者相比，方荣山在年过半百之后似乎终于实现了儿时的梦想，成家立业之后，晚年仍时常提携照顾遥远家乡的后辈。

然而，方荣山一生之中多次易名，生前很少高谈阔论他早年赴美闯荡的经历，以及在别人眼中沉船遇险的“传奇”故事。就连他的儿子，也是在多年之后才辗转得知自己的父亲曾是泰坦尼克号上的乘客。也许，对于这样一位历经沧桑的老人来说，往事已有太多的悲伤，回忆的分量太过沉重了吧。

原文作者｜施万克

摘编｜李永博

下文经出版社授权，摘编自《六人：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幸存者》，作者：[美]施万克，译者：丘序，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4月。内容有删节，小标题为编者所拟。

一块木板救了他的命

当地板消失在脚下时，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俯身跳进了水里。他之所以这样做是想活下来。但他觉得，自己选择了死亡。

冰冷的水猛击着他的腹部，几乎把他小心翼翼吸入的空气都逼了出来。泡在海水里的感觉，就像有成千上万的小针头刺着他的手和脖子，“每一根针”都试图在他的皮肤下钻洞，偷走他体内剩余的热量。慢慢地，在寒夜中保护了他几个小时的棉毛衣物也被海水浸透。衬衫、夹克和外套在平时是足以御寒的，但在水里毫无作用。

垂死者的尖叫声四起，不分男女。几个小时前，一些绅士勇敢地将家人送上救生艇，而自己留了下来，他们似乎已接受了自己的命运。现在，同样是这些人，他们哭喊着呼救，身上的衣物也早已无法御寒。妇女们等着有人前来救她们的孩子。从船灯最终被熄灭的那一刻起，只有新月笼罩着这群人。附近的救生艇上，之前被绅士礼让登上救生艇的人与水中的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们生怕一旦回头施救，水中的落难者就会让他们落入海中。

他还记得自己在所长大的小岛上第一次学会游泳的场景，那是一个被人遗忘的地方。700多年前，忽必烈摧毁了南宋王朝后，南宋的遗民便避难到那里。那里的水清澈而温暖。而现在，他游荡在黑暗冰冷的海水中，寻找救生艇，寻找一切可以触及的东西。在短短的几分钟内，他几乎麻木了，只有脖子和肩膀处还能感受到温度，而这温度使海水显得更加冰冷刺骨。

他尽力把头露出水面，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嘴和鼻子都渐渐地被水没过。救生衣抵消了湿透的衣服的重量，但海水的阻力让他每次划水都倍感艰难。

他不知道其他人在哪里。他们下船了吗？他们也在水里吗？也许他们上了救生艇，他不确定，冰冷的海水让他心烦意乱。他曾在甲板上等救生艇，但船员们没能及时把救生艇准备好。救生艇还没下水，海水就淹上来了，所以他选择游泳而不是随船沉下去。他想，船会把我拖下去的。他听到身后的急促气流，但这并没让他惧怕。至少目前，他还活着。很多人已经死了。他穿梭在他们中间，每一具尸体都肿胀浮起，令人毛骨悚然。他犹豫着是否应该抓住一具尸体，用死者的身躯来拯救自己的生命，但他没有，而是继续向前游。他默念着：继续游，否则你会像他们一样。

《泰坦尼克号》剧照。

但继续前行已经变得很困难。此时，水温接近冰点，空气也并未比海水暖和多少。在远处的某个地方有一座冰山，正是它将船撕裂，开启了缓慢但不可逆转的死亡历程。

周围的声响开始平息。寒冷夺走了一些人的生命，另一些人则放弃了，他能听到的最清晰的声音是伴随自己每一次呼吸的汩汩声和喷水声。现在，他几乎每划一次都得挺起身子才能呼吸。他听不见也看不见附近有任何船。

突然，他的手碰到了一个坚硬的物体。他推了一下，那物体并没有消失，他又拍了一下，只感觉它又大又厚。他又举起胳膊放在这物体上方，感觉它是一扇门，或是一张桌板。他爬到上面，把它压到身下。他只能勉强从水里爬出来，当物体略微移动时，他差一点被掀翻过去，但他保持住了平衡，没有跌入海中。海面上的波浪，还不至于将他推下去，但他要确保自己不会滑下去。他解开腰带，尽可能地把自己绑在那件物体上。寒冷的天气令他的身体不受控制，手臂和手指无法对大脑传来的信息立刻做出反应。

现在，一切都安静了下来。海上没有任何声音，周围的人也不再发出声音。只能看到星光，那么多星星，却那样暗淡。天气很冷，但至少不像海水那样冰冷。他想，救生艇没有救我，大海也没有救我，我今晚势必要死在这里了。

在黑暗中，他看见一束光，并不是很亮，是从某处照过来的。之后，那束光再次闪现，来回移动，似乎离他越来越近。有人在用英语大声呼喊。他试图用英语回应：“这里！这里！”却没能喊出声。他几乎无法动弹。那束光来自一艘救生艇，艇上有几个人，正在向他靠近。“这里，这里。”艇上的人听不到他的呼喊，但他们逐渐向他的位置靠近。灯光照在他身上。他动了动，想伸出手去，但胳膊抬不起来。“这里！这里！”救生艇上的高级船员大声喊着，把灯照向那个浮在一块木板上的人。高级船员和一名副手弯腰把他从水里提了起来，他身上裹着湿漉漉的衣服，沉得要死。他—在高级船员看来可能是中国人或菲律宾人，一次又一次地表示着感谢，尽管他不确定自己说出的是不是正确的句子。当他终于意识到自己活下来时，他一把抓住桨开始划。救生艇继续搜寻，高级船员大声呼喊，用灯光四处探照，但没有再发现生还者。在他获救前，还有两人被救出，不过其中一名肥胖的头等舱乘客没有撑过去。

《泰坦尼克号》剧照。

几个小时之后，黎明降临，一艘大船开始驶向散布在海面上的救生艇群。慢慢地，救生艇向着大船划去，救生艇上的人看到了大船的名字—“卡帕西亚号”（Carpathia）。他依旧很冷，筋疲力尽，不过至少当他必须抓住绳网登上大船时，他的四肢都能正常工作。登上“卡帕西亚号”后，他找到了自己的同胞—并不是所有同胞都有幸获救。

很多年后，在寄给家乡的一封信中，他用一首诗描写了当晚的经历：

天高海阔浪波波

一条棍子救生我

看到兄弟三四个

抹干眼泪笑呵呵

台山人的淘金梦

中国人方荣山的获救是“泰坦尼克号”最具戏剧性的故事之一，可能也是最后的一个。

方荣山生于1894年6月21日。他酷爱读书，是一名好学生，但他的一生与学术界毫无关联。15岁时，这个年轻人的生活，开始走向另一个方向，在接下来的50年里，为了寻求更好的生活，他几乎一直在大洋之间和大洲之间不停穿梭。他的脑海中显然有一个计划，但他几乎从未提及。

在乘坐“泰坦尼克号”的几名中国人中，至少有两人来自台山的不同地区，那就是方荣山和李炳，也可能还有几个人，甚至8个人全部都来自台山。他们通过辛勤劳作来供养所爱的、拮据的家人，却没有家人在身边陪伴。他们会定期寄钱回国，以使留在家乡的亲人们生活得轻松些。有些人家甚至在家乡为亲人盖起了房子。虽然说的是暂时离开，但这些人中至少有一半再也没有回到台山。他们把自己家乡的语言和习俗带到了世界各地，就像所有移居国外的人一样，但他们中的许多人再也没有回来。

纪录片《六人-泰坦尼克上的中国幸存者》剧照。

如果今天去台山旅游，你很难看出来这里是中国的华侨之乡。19世纪上半叶，尽管风调雨顺，耕地充足，但三次灾难接连降临该地区，一次比一次严重。第一次是鸦片战争。清政府战败后，广州被迫成为通商口岸。劳动力过剩，土地短缺，起义运动以及清政府对起义的强力镇压，加上与外国列强的持续冲突，突然之间，对那些没有土地继承权的年轻人来说，台山似乎失去了吸引力。经济层面的需求和外面的谋生机会加起来，引发了一场劳工移民潮，一直持续了80年。

19世纪中叶，伴随着严重影响该地区的国内冲突，一件事改变了台山的历史进程—几千公里之外，1848年有人在加利福尼亚发现金矿，1851年有人在澳大利亚也发现了金矿。

黄金被发现时，加利福尼亚是美国控制的领土，但还不是一个州。美国刚刚在1846—1848年的美墨战争中获胜，赢得了这块土地。虽然加利福尼亚在不久之后就成为美国人口最多的地区，但它在当时被认为是不受欢迎的边疆。从美国其他地区或世界各地到达那里都需要经历一次艰苦的陆路旅行，或者是一次漫长而危险的海上航行。

黄金的发现立即改变了这一点。其实，人们最初淘金的地方更接近现在的内华达州而不是加利福尼亚海岸。几天后，美国便正式控制了加利福尼亚。可以说，黄金的发现推动了人类在西半球的探索和定居。贵重金属具备引发巨大改变和非理性行动的能力，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这是第一次，黄金的直接受益者是个人，而不是政府和国有企业。突然间，人们争先恐后地赶在黄金消失前抵达加利福尼亚州，尽可能多地淘金。

对中国劳工，特别是台山的年轻人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选择。唯一需要顾虑的是穿越太平洋的危险之旅和旅途所需的资金，并没有任何政策和规定阻止中国人去加利福尼亚淘金。离开中国不需要身份证件，登陆加利福尼亚也不需要身份证件。但是，中国矿工在当时总是被其他矿工袭击、欺负或杀害。这类遭遇并不是只针对中国人，深受此害的还有黑人、美洲原住民，甚至欧洲血统的矿工也可能在金矿区这种法外之地遭到暴力对待。有一些中国矿工是个人独立采矿的，但大多数人都受雇于较大的矿业公司。

这些准备去当矿工的中国人并不打算移民。他们的计划是去加利福尼亚，努力工作挣到钱，然后返回中国。当时还没有移民问题，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这样的打算。加利福尼亚当时的移民政策并不是特别严格，至少在当时的那一段时期内并不严格，因为突然繁荣起来的加利福尼亚急需强壮的劳动力。

到了20世纪初，从台山出来的中国劳工不再像他们的前辈—金矿工人和铁路工人那样一无所有。在海外找工作是一种出于经济层面的选择。如果一个人无论怎样都要很辛苦地工作一整天，他不妨去有可能挣更多钱的地方工作。

2021年4月17日，方荣山的家乡下川岛水洋村。新京报记者汪畅摄

12岁生日前的某一天，方荣山在放学回家的路上遇到了父亲。这很不寻常，他通常只有在晚上才能见到工作结束之后回家的父亲。他喊了一声“父亲”。“荣山，今年你就要毕业了。你该开始工作了。”男孩儿震惊地张大了嘴，但也只能说：“好的，父亲。”不会有其他答案，也没有可以协商的余地，根本不可能出现不同的结果。他转过身来，朝学校的方向望去，试图逃避这个不能改变的未来。

他不应该感到惊讶。他的学校只是一所小学，上几年总会毕业。村里和岛上的许多男孩儿都去工作了。他的几个兄弟留了下来，因为父亲需要他们。似乎没有他，兄弟们也能处理好家里的事务。岛上很多人在离家乡小岛很远的其他国家，比如英国和美国，寻找工作，他当时其实并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他们要走这么远。

方荣山的父亲说，他认识的一个人会为方荣山安排外出工作的事情。方荣山要先去香港，到那里以后那个人会帮助他找到工作。方荣山并没向父亲说出他脑海中的疑惑—他每年该怎么从欧洲或美国回来过春节？外国人不说中文，他也不会说外国人的语言，那他该怎么和那些人说话呢？

上学的最后一天，方荣山去感谢老师，并告诉老师自己下学期不会来了，他要外出去找工作了。老师很惋惜地说：“继续读啊，荣山。你很聪明，继续读书。”

学期结束几天后，方荣山从父亲口中得知自己将在周四离开。周三晚上，母亲为荣山准备了一顿特别的饭菜，有炖鸡、猪肉，甚至还有一些当地的牡蛎。父亲和荣山的兄弟们还与荣山喝了一点父亲亲手酿的白酒，祝福他一路平安。

方荣山把东西装在一个布袋里。母亲给他做了几件新衬衫和一条裤子。除了这些，他还装了一条毯子、一个小锅、一个碗、一双筷子和一把勺子。当你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和去多久的时候，确实很难收拾行装。

冰山破坏了所有的计划

像台山地区的其他人一样，方荣山也是乘船去香港找工作。找什么工作呢？任何工作都行，只要有报酬就行，什么报酬高就做什么，不管工作内容是什么，不管工作时间多长，不管劳动强度多大，也不管工资是否合理。在下川岛，他没有任何土地可以继承，所以没有必要在他哥哥或其他人的土地上干活。方荣山所有的财富都是他自己努力赚的，但他从不吝啬，总是记得把一部分收入寄回老家补贴家用。

虽然是在一个小岛上繁衍生活，但方家之前并没有人在船上工作或从事海上贸易，方家人大部分都是农民。至少方荣山会游泳，这是他早年在下川岛一个安静的海湾里学会的。

1912年，方荣山已经在船上工作了三四年，多数时间是在机舱里当司炉工，偶尔也当厨师。但他显然是在等待时机，等待在更好的地方有更大的机会。不知道他是从什么时候以及为什么开始使用“方朗”这个名字的。在去北美洲之前，方荣山还曾与后来同为“安妮塔号”船员并且同在“泰坦尼克号”上的钟捷在货船“内瑟达克号”上共事过。

方荣山和他未来的商业伙伴李玲、林伦三人肯定在“泰坦尼克号”上花了大量时间讨论他们实现未来计划的具体方案。他们将如何摆脱移民官员和唐纳德轮船公司的代表并进入美国？首先，他们这些中国人将在埃利斯岛办理边境手续。这对他们来说很可能是一个优势，因为如果他们抵达的是美国西海岸，他们要在天使岛移民站停留并接受严格的审问。1910—1940年，有成千上万抵达美国的中国移民在天使岛移民站停留并接受审查。而从埃利斯岛入境美国的中国人只有大约5000名，从这里入境美国的欧洲移民则有数百万之多。

1912年启航时的泰坦尼克号。

一旦通过埃利斯岛的检查，三人还得想办法逃离已经支付了他们的船票费用的雇主。在完成所有这些事情之后，他们还要去火车站买前往克利夫兰的车票。这确实需要制订周密的计划。

当“泰坦尼克号”撞上冰山时，这三名中国乘客先朝着“泰坦尼克号”的船尾走去，然后向上去到救生艇甲板层。没有资料表明他们也曾试图登上C号或D号折叠式救生艇。也许他们三人与其他几个中国人在某个时候分开了，选择向“泰坦尼克号”的船尾移动，因为船尾与水面的距离逐渐拉大，看似比其他位置相对安全。这三人是唯一没有登上救生艇的中国乘客，这可能不是巧合。很快，他们别无选择，也没有时间了。他们最终全都落水，只有方荣山活了下来。

在船上工作的方荣山，从某个时候开始喜欢精致的服装。他是一个农民的儿子，虽然在船舶的机舱和厨房里工作，但对他来说，一个男人只有穿西服打领带才得体。虽然他工作时身上经常会沾满机器零件的油脂或是船上厨房的污水，更适合穿工作服，但只要有机会，他总是会穿上整洁的西装。现存的方荣山所有的照片里，他都是穿衬衫打领带的样子。也许他的着装显示了他想要从事的工作。

方荣山的索赔申请单使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了这个人和他的计划。他的索赔单上除了单独列出的工作服和靴子外，还列出了3套西装、6件衬衫、2双靴子、6条领带和衬衫领子、1个钟、1块手表和表链、1个手镯。这些中国人一般会随身携带所有的财产，但方荣山如果还要在船上工作，没有必要穿这样正式的衣服，也没有什么时间能上岸穿这些衣服。方荣山显然是为了将来的其他计划才携带这些物品。

“泰坦尼克号”沉没后，方荣山与其他几个中国幸存者直接回到了原来的工作岗位，登上了“安妮塔号”，继续远航。即使他认识李玲和林伦的家人，也没有机会将亲人离世的消息带给他们以及苏伊。大西洋中的一座冰山打破了他的梦想，一块木头救了他的命。在“安妮塔号”上看到自己的铺位时，他的脑海中也许会这么想，也许他只是在思考未来，想知道实现自己的梦想还需要多长时间。

方荣山（图中居右）使用“方朗”这个名字登上了泰坦尼克号。纪录片《六人-泰坦尼克上的中国幸存者》剧照。

再见，“方朗”

1920年8月18日，“龙多号”停靠在最终目的地纽约。这既是结束又是开始。当方朗小心地、静静地收拾行李箱时，他知道自己在海上的时光终于结束了。纽约对他来说并不陌生。1912年，他乘坐“卡帕西亚号”抵达这里，他的两个朋友暨未来的商业伙伴在数百英里外的冰冷海洋中溺水身亡。1912年底，他在这里离开了“安妮塔号”。

此时，在美利坚合众国的纽约市，一名中国船员并不受欢迎，情况与他8年前从那场世界上最著名的海难中幸存时相比并未好转。《排华法案》仍然具有法律效力。但那是1920年，而不是2020年，当时美国的反移民基础设施，即边境检查站、执法机构和身份证件与今天相比，特别是与2001年以后相比，并不可同日而语。当时，一名中国船员可以直接下船去唐人街，在餐馆吃顿饭，或者在寄宿房里睡个觉。当然，他需要准备好身份文件以备突击检查，但突击检查并不经常发生。

纪录片《六人-泰坦尼克上的中国幸存者》剧照。

这个名叫方朗，又名山姆·方朗的司炉工兼厨师，拿起他的东西，走下“龙多号”的步桥。从他走上码头起，“方朗”这个人就不存在了。踏上陆地的是“方荣山”。方朗已经和“泰坦尼克号”一起沉没了。他用回了“方荣山”这个名字，也重新拾起了在这片新土地上展开新生活的梦想。不用再穿油腻的工作服了，这个男人开始穿西装打领带。

1920年夏末，方荣山已经26岁了。虽然他不一定是“纸生仔”，但是他很可能带着假的身份证明文件。他不仅要弃船，还企图消失在美国。没有身份证明文件，一旦被抓就意味着将被驱逐出境。带着一份看似可信的身份证明文件，至少他还有留下的机会。

方荣山可能在纽约短暂停留了一下，但没过多久，他就踏上了前往美国中西部的旅程，虽然这并不是他最初打算去的地方。他去了芝加哥，而不是1912年打算去的克利夫兰。在船上度过长大的岁月之后，这个来自美国最不受欢迎的移民群体的非法移民，在他接下来的30年中都将在美国的土地上奔波生存。

对方荣山来说，陆地上的生活也没什么不同。他仍然是一个受教育程度不高的非法移民，虽然他能说一点儿英语，但远不能流利沟通。方荣山依旧勇往直前，很快就融入了芝加哥的华人社区，加入了当地的方氏宗亲会。幸运的是，台山话仍然是当地唐人街的通用语言，他可以在这里工作、生活并融入其中。他在美国当地华人社区的政治活动中始终表现积极，但他从不参与竞选公职，而是一直在为慈善和社区事业筹款募资。

方荣山和两个儿子。图片来自《六人》书中插图。

颠沛流离的移民生活

方荣山从十几岁起就几乎一直在工作。在美国的头几年，即1920年9月至1930年12月期间，方荣山所登记的住所和工作地址是相同的，先后为芝加哥麦迪逊西街2020号和密尔沃基大街4032号。不知道这期间他从事什么工作，但他可能做过服务员。

在1930年12月至1935年6月期间，方荣山终于有机会经营生意了，不过不是作为商人，而是作为位于范·布伦西街2833号的山姆·李洗衣店的合伙人。然而，1935年6月

至1938年12月期间，方荣山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离开了这里，到位于百老汇大街4739号的欢快客栈做回了服务员的工作。

1938年12月，他又回到山姆·李洗衣店，直到1942年6月最后一次离开。这个洗衣店的地址已经不复存在，因为在20世纪50年代初，为了修建通往芝加哥的290号州际高速公路，这里的建筑都被拆除了。

1942年10月至1945年3月，方荣山在位于北克拉克街2744号的一家名为巴黎酒店的餐厅再次当起了服务员。1945年3月至1945年8月，他的就业记录为空白。我们不知道这段时间方荣山做了什么，也不知道他在哪里。

纪录片《六人-泰坦尼克上的中国幸存者》剧照。

1945年8月至1951年8月，方荣山换到了另一家名为天堂酒店的餐厅工作，这家酒店位于芝加哥麦迪逊西街4007号。时隔两个月后，他又回到了巴黎酒店，直到1952年2月。

到1952年初，他已经步入中年。距离他所乘坐的那艘船在大西洋中部撞上冰山沉没，已经过去了将近40年。30多年来，他一直在美国非法居留和工作。在这期间，他和芝加哥的华人社区一起，一直坚持不懈地支持着在下川岛家乡的亲人们。

他一直没有妻子，没有孩子，也没有自己的生意。1943年，美国终于废除了《排华法案》，但即便如此，非法入境的华人仍然没有机会成为美国公民。

在没有家庭也没有事业的情况下，方荣山于1952年2月从芝加哥搬到威斯康星州的密尔沃基，搬迁的具体原因不清楚。密尔沃基位于芝加哥以西145千米，被称为“美国啤酒城”。20世纪50年代，这里是世界上四大啤酒厂的所在地。密尔沃基有一个小而独特的唐人街，有很多洗衣店、餐馆、药店和一间剧院。方荣山在北三街731号的莲花餐厅工作，仍是做服务员。1955年11月，他换到了附近位于北三街2242号的幸福花园餐厅工作。正是从那里开始，方荣山的人生轨迹才逐渐完整起来。

20世纪中叶，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美国政府开始担心那些生活在美国而没有成为美国公民的中国人可能会成为中国的间谍。因此，美国移民归化局发起了所谓的“华人自首项目”。如果在美国的中国非法移民站出来，并且能够提供他们在美国的完整时间线的话，那么他们就有资格成为美国公民。具体而言，就是列出他们在哪里生活和工作过、他们使用过的名字、家庭成员的名字、雇主的名字等。但是，如果移民归化局不相信某人的自首内容，那么这个人可能会被驱逐出美国。方荣山考虑了这种可能性，认为这是他成为美国公民的最佳机会，于是他提交了申请。1956年6月29日，方荣山在满62岁的8天后成为美国公民。

方荣山和妻子，以及两个儿子。图片来自《六人》书中插图。

破碎的梦想

方荣山的小儿子方国民对父亲的最初印象是和他一起去看附近的出租屋。当时70岁左右的方荣山按了门铃，房主开了门。方荣山问房子是否还在出租，房主望着方荣山说：“我决不会租给你这样的懦夫。”方荣山听了这话后毫不犹豫地朝男子脸上打了一拳，房主跪倒在地。他儿子回忆说：“我父亲是一个从不退缩的人。”

方荣山继续在密尔沃基做服务员，穿梭于密尔沃基和芝加哥的华人社区之间。1973年，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健康状况的恶化，他搬回芝加哥，住得离其他亲戚和朋友们更近一些。即使是在晚年，他仍然和在中国的家人保持联系，如果可能的话，他会随信附上钱或照片。下面这封信是他用中文写的，寄给他在下川岛的妹妹，这是他通常写信的格式：

树莲胞妹：

自明甥子，红品甥孙，好意甥孙媳均安知之。

我今日在邮政局另寄相片一包件，请祈注意查收，如收到时请即回信说明为要。内有相片，转交周霞甥女收，请照交为要。今年十月二日我寄信一封返你至今已有两个月之久，未知你得收否？又不是你回信，念甚，请红品甥孙注意看信，注意回信……今年新年将屈高庆、周美月姑说不久有信寄返，周有福姊的话便中转告周有福姊知道云云。但在处个人平安勿念，希望世界和平的幸福……我在处幸得平安勿念，国光、国民两儿在别埠工作，大约百里路之远，不能常见，只由长途电话谈话而已。顺告好音再报，并祝全家平安欢快。

胞兄方荣山手启十一月二十六日1979

方荣山寄给胞妹方树莲的信。方荣山亲属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供图。

在另一封用英语写的信中，方荣山告诉一名25岁的亲戚，他不能赞助这个年轻人来美国。这个年轻人的英语太差了，方先生觉得他在那个年龄申请大学至少要有更好的语言能力，否则是不可能成功的。

在最后几年搬到养老院之前，方荣山住在一家中餐馆楼上的公寓里，靠近芝加哥唐人街南温特沃斯大街2100号。为了给芝加哥公共图书馆唐人街新馆腾出空间，这座建筑在2014年被拆除。

方国民说他父亲总是在夹克口袋里放一个笔记本，经常在上面写东西。方荣山告诉方国民，他走后，如果儿子想了解他的生活，就读一读这本笔记。遗憾的是，方荣山去世后，这个笔记本遗失了，可能是在整理他的物品时被扔掉了。

1974年，谭亚凤和她的儿子方国民买下了威斯康星州最古老、经营时间最长的中餐馆“惬意旅舍”，这家位于简斯维尔市的餐馆至今仍为方家所有。谭亚凤是已知的“泰坦尼克号”幸存者的配偶中最年轻的；方国民是已知的“泰坦尼克号”幸存者的下一代中年龄最小的；方国民的儿子和女儿是已知的“泰坦尼克号”幸存者的孙辈中年龄最小的。

方荣山于1986年1月21日去世，葬在芝加哥附近伊利诺伊州斯蒂克尼市的奥本山公墓，很多芝加哥华人都葬在这里。墓地上有个平放的墓碑，除了他的中英文名字和出生日期外，上面只用中文写着他是台山下川水洋村人。即使到了最后一刻，他也没有透露他的秘密。

撰文｜施万克

编辑｜李永博

导语校对｜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