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面对父母的伤害，最好方式不是抱怨，而是成为更好的自己

有一种痛，叫原生家庭的痛；有一种伤害，叫做父亲的虐待、母亲的凉薄。
很不幸的，一代才女张爱玲有着不欢快的童年。虽然，原本，她也有一对恩爱无比的父母和一个既漂亮又可爱的弟弟；原本，她也该有一个欢快的彩色童年。
但是，一切在她四岁那年就都改变了。她先是经历了母亲的缺席，又眼睁睁的看着父亲纳妾、抽鸦片，而平常和她相处最多的佣人和干干又带着重男轻女的思想对待她，在这样环境下长大的张爱玲，无疑，童年被抹上了一层淡淡的灰色。

造成这一切的源头自然是：父亲张志沂吸食了鸦片。因为鸦片，这位才学满腹的名门望族之后整日整日闲躺在烟榻上吞云吐雾；因为鸦片，又沾上嫖妓的毛病，接受了新式思想黄逸梵不堪忍受丈夫的行为，带着小姑子一同来到了国外。
从四岁到八岁，女孩子长大的关键时期，母亲整整缺席了四年。回来后，与父亲复合，一家人其乐融融团圆一起，然而，不到两年时间，张志沂毛病再犯，在离婚饱受非议的年代，黄逸梵排除万难坚决提出离婚，一儿一女由张志沂抚养，她仅仅争取到了女儿张爱玲的教育过问权。
离婚后的黄逸梵又去到了国外，这一去，又是四年。作为母亲，她缺席儿女的长大时间着实有点长，但并不表示她一点都不关心他们，在国外这些年，她时常牵挂他们，会给他们寄来一些西洋礼物，在学习上，她不担心张志沂会不舍得给儿子提供上学条件，所以，她更担心张爱玲受教育的问题。

年轻时的黄逸梵
和张志沂离婚前，黄逸梵不仅给张爱玲安排进学堂，还给她安排了绘画课、钢琴课和英文课。离婚后，她搬出了张家那栋豪华大洋房，在法租界住进了租来的小公寓，不过，还是和儿女们没有断了联系。在她的安排下，张爱玲进入了上海圣玛利亚女校就读，一切妥当之后，黄逸梵这才安心去到了国外生活。
若不是父亲张志沂再续娶孙氏，张爱玲和父亲的关系或许还能一直维持表面的平静。但是，人生的一切又岂能样样按照自己理想的步子前进呢。
1934年，张志沂娶了民国政府总理孙宝琦的女儿孙用蕃，这位豪门望族的女儿到了29岁才结婚，一结婚就当起了后母，这当然会让她极不适应。只不过，不适应的不只有她，还有张爱玲和她的弟弟张子静。
正值14岁的敏感年华，张爱玲对这位后母充满了防备，又听说她和父亲一样吸鸦片，就更加有所顾忌和排斥了。所以，当孙用蕃把自己的旧衣服给张爱玲穿时，她自以为的好心在张爱玲那，却是感觉受到了极大的侮辱。可以说，她们之间紧张的关系，自孙用蕃还未进门一直延续到了张爱玲离家出走。

孙用蕃（中间）
相处不来，就尽量躲避。周一到周五，张爱玲都在学校寄宿，只有周末才回家，即使回到了家，也尽量避开孙用蕃。日子久了，二人积下的不满越来越多，作为父亲的张志沂，他的态度尤为关键。
只是，他是一直比较偏心他的这位后娶的妻子的，前妻的一儿一女远不如他的鸦片和后妻来得重要。
对于女儿张爱玲上学的问题，他也是一直反对的，认为在家学习就好，偏要上那又贵又费钱的西式学堂；让张志沂更加厌恶的，是张爱玲的心始终都偏向那位恨透了的前妻身上。
好在，张爱玲从来都清楚，要想在这个家待下去，必须要有点长处。她在文学上面的天赋与才华为张志沂赢得了面子，再加上有黄逸梵的“过问权”，所以，在素来不重视女子学习的年代，张爱玲才得已在学校继续上学。
即使如此，张志沂却不是心甘情愿的，他认为，女子迟早要嫁人，读那么多书干什么。对于儿子在教育问题上，他也同样是“在家上学就够了，去学校上学买个纸都那么贵，还要交各种费用”的理念。
张志沂不缺钱，但他对一双儿女却很“吝啬”。他从母亲那里继承所得的八幢洋房、良田万顷和无数财宝大多花在了鸦片、赌博、讲排场上面了，在这些方面，他的这位后妻与他是如此相似。

张爱玲曾在她的文字中这样记录：“我在父亲的烟榻前，紧张到不能呼吸，为了学校要交的费用，想了很久，实在不知该如何开口……”学校里面要交费，向父亲伸手要钱是何等平凡之事，况且，他们是住在大洋房里，有着数名佣人的大户人家，可是，向父亲伸手要钱对于张爱玲来说，却是一个非常难的事。可见，张志沂在教育问题上，让他拿钱是有多么不情愿。
在张爱玲中学毕业，即将要面临考大学之际，黄逸梵再次回国了。张爱玲想考西方学校，黄逸梵十分赞成，这又激怒了张志沂，他觉得女儿是养不熟的白眼狼，而这种想法在经发酵，终于在一次爆发，让他们的父女关系彻底分崩离析。
那是日本刚刚在上海发动了全国震惊的淞沪会战之时，上海各处战火纷纷，唯有黄逸梵所在的租界内，稍微安静些。张爱玲便在母亲那里住了一段时日，再回家时，先是孙用蕃一顿冷嘲热讽，后俩人发起冲突有了肢体碰撞，这下，孙用蕃不得了了。在她的撺掇下，张志沂从烟榻床一跃而起，冲到张爱玲面前就是一记耳光，再又是一顿拳脚相向，张爱玲扑在地上没有反击，一身被打得伤痕累累，末了，当张爱玲站起来，意犹未尽的张志沂随手抓起了一支花瓶就朝张爱玲的头上狠狠的砸去，幸亏张爱玲眼快，头一偏，躲了过去。

事后，张爱玲被张志沂关禁了起来，后来，她又得了疟疾，身体与心灵，备受煎熬。她的姑姑听闻后，想必也是黄逸梵的意思，来到了张家，与哥哥进行理论。没想到，张志沂对这位妹妹也是半点客气没有，张茂渊的眼镜片被哥哥打成了碎片，脸也受伤，从此，她与哥哥再未往来。
张爱玲被关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疟疾好了，才在一个半夜偷偷跑出了张家，敲开了母亲的大门。
此时，她对于父亲的种种行为，已经失望透顶，甚至回想过往激动之时有了些许恨意，她发誓不要再跟父亲有任何往来。
她的母亲接纳了她，这种接纳中不免又多一丝自自己处境的顾虑。黄逸梵跟张爱玲说：“跟着父亲，条件自然是更好的，跟着我，就要受一些苦了。我手里的钱不多，你要么用它来上学，要么嫁人当作嫁妆，只能选择一样。”
张爱玲选择了继续上学。

和母亲住在一起的日子，并未她想象中那样开心。黄逸梵希望张爱玲按照她调教的模式，学习礼仪、言谈举止、洗衣做饭……张爱玲笨拙得很，在教了两年后，她明显感受到黄逸梵的耐心在一天天的消磨，对她的态度，也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她们靠得很近，心却离得那样远。
张爱玲考入了香港一所大学，就读期间，她学习认真，成绩也非常不错，有一次，还得到了一位老师的奖励。当这位老师把一笔奖金装在一封信中，张爱玲兴奋地拿着这笔奖金交给母亲，希望从她口中听到些表扬的话。
可是，在麻将桌上的黄逸梵在收到钱后，嘴上说了一句“还是要还给老师的”。然而，事后，却将张爱玲的这笔奖金在牌桌上输了个精光。
她们母女俩很少有亲密的举动，也很少相约一起去逛街。有一次，她们很难得的一起走在街上，路遇一辆车疾驰而来，为了躲开，张爱玲下意识的拉了拉母亲的手，却从母亲的眼中读到嫌弃的意味。
种种的种种，黄逸梵毕竟在她的生命中缺失过太长的时间，而她们之后的相处却又夹杂着这样的尴尬。

所以，张爱玲在上大学时，就很渴望能够自己拥有生存的技能。她努力写文章，向学校搞稿，向杂志社投稿，而她的才华和努力也真的没有被辜负。1941年，她年少成名，之后，她的作品一个接一个被刊登在报社、杂志中，她的文字风格和文学作品大受读者的喜爱，让她很快就在上海文坛界站稳脚跟，成了数一数二的大才女。
成名后的张爱玲，第一心愿就是将这些年母亲为她支出的所有钱全部还给她。
而当她真的拿出钱来，递给母亲时，黄逸梵却推开了。
此时，张爱玲的内心，五味杂陈。
原本，她以为钱是母亲最在意的，所以，这些年她才总是怀着亏欠她、给她添负担、认为自己是累赘的想法，在她面前处处表现得小心翼翼，然而，哎……

对于父亲，那次的经历让她刻骨铭心，此后余生，他们未再有交集；对于母亲，她曾渴望从她身上得到母爱的温暖，但是黄逸梵所做所为又和她想得如此不一样。她的一生，好像从来都得依靠自己。
张志沂和黄逸梵作为父亲与母亲，对一双儿女造成的伤害是毋庸置疑的。尤其是父亲和继母对她的伤害，好在，张爱玲从未想过报复，还是选择了自我长大，成为更好的自己。
1944年9月，张爱玲在她的《传奇再版的话》中写下了这么一段话：
“呵，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欢快也不那么痛快。”

“出名要趁早”从这位民国才女笔下传开，成为现代很多年轻人被激励的经典名言。
离开父亲，投向母亲，亲情始终没有对她敞开最宽广的怀抱。张爱玲没有做一个成天抱怨的人，她努力学习，努力在文字上面耕耘，终于长大为一个不依附于任何人的独立新女性。